一、西学传入的缘起与中西文化的碰撞
    如果从严复一系列关于哲学和社会学说的译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陆续出版算起，西方哲学正式传入中国大致已有一个世纪。不过就广义的“西学”而言，其传入中国的时间更早。如果不算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那西学进入实行封闭锁国政策的大清帝国的大门是1840年西方侵略者用炮火轰开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无疑是一场丑恶的侵略战争。战后接踵而来的不单是清政府割地赔款、开辟五口通商，而且意味着西方侵略者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入侵，由此开启了中国由一个老大帝国沦落为半殖民地的过程。这当然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它使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痛心疾首，把救国之于危亡当作自己的天职。 100多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怀着满腔的爱国情怀，前仆后继，为洗刷国耻、奋起图强而尽心竭力。
    然而鸦片战争也是西方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战争。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哲学等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1840年左右，英法等西方先进国家不仅已实现了标榜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市场经济为“体”、以科学技术为“用”的产业革命也已取得了显著成果；至于作为它们的先导的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哲学和思想文化，通过从文艺复兴到法德启蒙思想运动的发展，早已取得对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的决定性胜利。然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保守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落后封闭的小农经济，以及带有严重蒙昧主义特色的旧思想和旧礼教还占绝对统治地位，中西之间的这种差别决定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以及西方殖民者后来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必然失败。
    西方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多次对华侵略战争迫使长期封闭的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上与之大不相同的西方世界，中西文化（包括器物、制度和观念等不同层面）也由此必然发生碰撞。这种碰撞产生了如下双重后果。
    一方面，中国的失败使那个腐败积弱而又狂妄自大、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天朝”也不得不屈服于洋人的坚船利炮，他们的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更促使林则徐等较开明的清廷重吏以及魏源、容闳、冯桂芬等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在不同程度上接触西学。后来的洋务派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以从事西洋事务而得名。尽管他们不敢触动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以旧思想、旧礼教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更不敢触动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本”和“体”，但毕竟也已意识到，要使大清帝国能与列强抗衡，至少必须在器物层面上“师夷技”，在一定范围内引入西学，填补中学在这方面之缺。他们由此有“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等提法。张之洞就说过：“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注：张之洞《劝学篇》。）。尽管他们都还把中学（旧学）置于主导地位，但毕竟已意识到不能再漠视西学（新学），而这意味着以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为特征的中学的一统天下开始打破，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转向半封建社会。
    另一方面，殖民者的胜利意味着中国人民受尽他们的掠夺、欺凌、蹂躏，不知有多少人死于他们的铁蹄之下。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对西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后者有时甚至盖过了他们对本国统治者的仇恨。义和团打的旗号就是扶清灭洋。这种背景造成了他们对西方的敌视情结。他们为抵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但对西方侵略者的仇恨又导致他们对西方文化笼统、有时甚至是盲目地排斥。
    导致对西方文化简单排斥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把封建专制政权、宗法血缘家族关系和儒家伦理（礼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几乎是冲不破的罗网。各种外来文化不管以何种形式传入、是否可能对这张罗网产生强大的冲击，甚至使其某些部分受到破坏，但这张罗网都能保持住自身的基本结构，并使外来文化与之相适应，甚至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存在、难以发生根本性变更的主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不知进行过多少次农民起义，然而不管起义成败如何，都没有冲破传统文化的罗网。鸦片战争之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受到过西方的影响，但主要是被先进的西方思想家激烈批判的天主教的影响，至于与西方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尽管有第一位留美归来的容闳竭力建议，仍未被采纳。事实上太平军在取得初步成功、定都南京后，全盘恢复了他们原来所反对的旧制度和旧文化。因此即使他们最后取得成功，也无非是封建帝国的又一次改朝换代。
    总之，一方面，封闭锁国的大门已被打开，“天朝”的淫威已败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下。这意味着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已开始成了中国不同阶层人士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盘根错节的封建传统文化罗网又把相对先进却又异己的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要么全盘拒斥、要么纳入自己的罗网中，使之变性。鸦片战争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正是如此。洋务派之提出“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等主张也正是企图把西方文化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罗网之中。这种状况使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从维新变法运动开始情况有了较多变化。尽管维新派中有人也使用“中本西末”这种提法，但并不把“本”看作必然是主，而把“末”看作只能是次，而是强调本末原是一体。西方之末源于西方之本。中国之落后不仅是缺末，本也有待改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到了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等器物层面，也要借鉴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在谈到“中本西末”、“中体西用”时，重在中西会通。梁启超就明确主张对中西学应当融会贯通。他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1896年10月）。）他们由此主张既保留封建君主，但又要求对之作某种程度的改进（改良），也就是以西方的宪政取代传统的专制，实行君主立宪。
    至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引入西学方面有了更大的进步。他们不仅超越了从林则徐到洋务派之主张借鉴西方的技艺（器物），也超越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在保留旧制度下进行改良，实行君主立宪的局限性，而是要求彻底推翻封建制度，进行以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目标的社会政治革命。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民主主义学说，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以革命行动来实践这类学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政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总之，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中国人（至少是许多先进的中国人物）已一步步迈开了走出中世纪的步伐。由单纯地直观到洋人的船坚炮利而承认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逐步认识到本末一体需要借鉴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来变法维新，再到实行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革命，这当然是一个越来越进步的过程。然而每走上一步，都会遇到传统文化罗网的束缚。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旧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更未触动支持这种制度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归根到底也是失败了。
    这些失败说明了一个道理：为了使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必须借鉴西学。但简单地搬用科学技术等西学的器物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和借鉴得以产生出这些器物的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作为建立这样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政府依据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作为一切观念的出发点和总结的哲学。这就需要对西方文化的器物（科学技术）、制度（社会政治制度）、观念（思想文化）等不同层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特别是要对与它们相应的哲学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由于对西学的借鉴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社会，因此就必需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特别是要善于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既要发扬其积极方面，又要发现和克服其消极方面，冲破后者对实现现代化的阻力。对于有着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传统的中国来说，要克服这种阻力一直是困难重重。正因为如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西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为中国更好地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找到更好的方策，1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先进分子特别关注的问题。
    哲学思想文化的变革总是制度和器物变革的先导。从“本末”、“体用”之争肇始的中西哲学和文化关系之争由此成了100 多年来革新图治的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都特别关注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他们之间为此争论不休。其中最难使他们得到共识的是对待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态度。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中的确不乏必须继承的瑰宝，但也必须承认有不少妨碍进步的糟粕。由于精华糟粕难以分辨，它们缠绕在一起，反而成了中国进步的最大阻力。中国现代化运动之长期难以顺利进行，洋务运动、变法维新之遭到失败，辛亥革命等后来进行的一些变革之屡遇曲折，原因当然很多，传统文化的阻力至少是最大的因素之一。日本在19世纪中期同样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19世纪50年代，同样遭到西方的美、荷、俄、英、法等国入侵，被迫订立不平等条约。然而，日本人能及时从中吸取教训，成功地实现了明治维新，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甚至不久还与西方列强一道在中国争霸。由此看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固然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使我们最为值得骄傲的。然而如果过分沉醉于传统文化，看不到落后的一方面，由仇恨西方的侵略而笼统排斥西方哲学和文化，那么悠久历史很可能反而成为我们迈步向前的包袱。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并不乏倡导改革的人士。戊戌维新的思想家们在倡导西学、传播变革思想上一点不比明治维新的日本思想家逊色。然而一成一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中国的历史包袱太重，或者说传统哲学和文化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拒斥力太强，而日本没有我们那样沉重的包袱，在对待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有较为开明和现实的态度。与中国维新派一位重要思想家严复同在英国留学的日本人伊藤博文由此得以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臣，而在对西方思潮的理解上一点不比他逊色、启蒙意识一点不比他弱的严复，只能在中国勉为其艰难地从事西方论著的译介。这难道不是很能发人深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