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与两次重要的哲学论战
    对于“五四”时期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的传入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多年来一直为我国学术界所重视，一些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成果卓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对这些思潮的评价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解释上有时似乎尚有不足，甚至可能存在某些片面性，后者至今仍影响到我们对西方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正确评价，在对问题与主义论战及科学与玄学论战的研究上都存在这种情况。
    对于1919年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实用主义者胡适之间的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我国学界多年来一直强调双方立场的根本对立。从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有着原则区别来说，这种观点当然有根据，但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关系来看情况就并非如此简单了。
    这场论战发生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作为西方思潮之一传入中国。当时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和实用主义者胡适虽然在政治和哲学上都有不同信仰，但还不可能从自己信仰的理论出发对对方的理论作出全面系统的批判。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传入中国都还不久，陈、李、胡虽然曾分别到日本和美国留学，但他们在国外也未能做到对这两种哲学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更谈不上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背景下来全面系统地认识这两种哲学。这从他们当时所发表的论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例如胡适尽管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行家”，但他当时发表的有关实用主义的论著有时离他的美国老师杜威本人的真实意义甚远，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其实，连他的美国老师杜威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所是也所知无几）。因此当时论战双方虽已有明显的意见分歧，但还谈不上在整个政治和哲学上处于根本对立地位。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各种旧思想、旧文化和旧礼教，以及提倡民主和科学与发扬人的个性上，他们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毋宁说站在同一战线上。“五四”期间杜威来华讲学固然是出于实用主义者胡适等人的邀请，但对他的讲学表示欢迎的就包括了陈独秀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甚至还是杜威在广州讲学活动的主持人。
    李大钊和胡适的论战固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方向，但也只能说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如此。李大钊在他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的确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说法明确表示了非议，但他在文章最后表示他的意见有的和胡适“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胡适在其后的两篇答辩文章中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李大钊关于问题和主义不能分离的观点，表示他并不笼统地反对一切主义，而只是反对“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内容的”“抽象的主义”，主张使“主义和实行的方法，合为一件事，决不可分为两件不相关的事”（注：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他们的争论并非势不两立，其内容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种哲学的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某些具体观点，而较少涉及它们的深层的理论结构。至于接受或反对他们的观点的大多数人，对这两种哲学的学术内涵更难有深切的了解。他们之倒向哪一方，往往出于许多复杂因素，不见得仅仅是简单地赞成或反对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总之，尽管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五四”时期一传入中国就已存在对立和斗争，但它们都肯定上述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目标。双方的分歧不在是否应当、而在怎样使中国走上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还刚刚从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原来都曾信奉由严复等人传入的进化论，最初都同胡适一样是因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而走上主张进行社会变革的道路的。即使到“五四”时期，他们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进化论的影响，因此他们与胡适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是不奇怪的。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也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据他自己对斯诺讲起，他那时对胡适倍至敬仰。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确越来越处于对立地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二者在中国的政治背景又不同。实用主义有时被那些不赞成、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人利用。另外，从“五四”时期实用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起，包括胡适在内的中国学者对实用主义的介绍存在片面性，有时偏离了皮尔士、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本人的理论的实际，特别是没有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深层的意义与许多资产阶级庸人所领会的那种追逐个人实利的心理意义区分开来，以致使许多人仅仅从后一种意义上来理解它，从而必然将其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起来。我自己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观点已在过去发表的一些论著中（包括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作过论述，在以后的文章中还将进一步阐释，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于1923年发生的科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我国学界同样强调二者之间，特别是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这当然也有根据。当时作为科学一方的丁文江、王星拱、胡适等人与作为玄学一方的张君劢、梁启超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也相继试图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二者的片面性加以批判。
    然而这场争论基本上仍然是在如何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目标范围内的争论。科学派一方的理论依据是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派西方科学哲学，玄学派（玄学即形而上学，指的是超越科学和经验范围或者说局限性的哲学）一方的理论依据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派西方人文哲学。这些哲学流派出现于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彼此之间在西方也是争论不休，但在反对迷信盲从和旧的传统权威对人的束缚，主张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解放等方面却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当时中国学者之接受和宣传这些哲学流派，主要是着眼于后者。他们接受和拒斥何种流派往往并非完全出于政治和哲学立场上的分歧，有时更多地是由于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他们输入和宣传这些哲学思潮的目的既然是要改变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向，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在这方面他们也只是程度不同，而并非总是根本对立。梁启超、张君劢等玄学派人士尽管说过一些倡导传统儒学的话，但并不简单就是复古派。与他们前后不久的一些人士，例如谭嗣同、王国维、章太炎、甚至还有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也都曾利用过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派西方哲学来诠释和批判程朱理学等传统哲学和文化，能说他们都是复古派吗？科学派的胡适说过全盘西化的话，但他从来就未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只是主张系统输入外来学理来对之加以整理，以便“再造文明”（注：参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也就是使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现代化。多年来我国学者在关于科玄论战的讨论中，有相当多的人把玄学派叫做东方文化派、保守主义派；把科学派叫做西方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严格说来这是不很准确的。
    被称为东方文化派的张君劢等人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划清科学与哲学（玄学、人生观）的界限，不能把哲学归结为科学或者说不能用科学来代替哲学，而这个观点正是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西方人文哲学（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基本观点。至于作为张君劢等人的后继者的所谓现代新儒家（包括他们的新一代），虽然被广泛炒作，但不管具体提法（例如区分真际实际，肯定文化-历史方法，区分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及其合理性如何，他们将哲学和科学划界、反对科学主义等主张，无非是将近现代西方哲学家制作的“陈醋”装入中国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旧瓶”。也许是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缺乏了解，才把他们所说的当作“新论”。同样，也不应把他们简单地看作是保守派，因为无论是作为他们的理论来源的相关西方哲学还是经他们换装以后的新儒学，都并未笼统否定发源于西方民主和科学等启蒙思潮的基本观念，只是企图使这些观念具有更多的本土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