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共“一大”党纲确定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有着功垂千秋的历史意义。然而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把奋斗目标等同于现行政策的认识。如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认为：“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这样的认识显然与中国的国情不符。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这种幼稚的认识进行了匡正。但是此后党内出现的多次“左”右倾错误，仍然还是在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搁浅。陈独秀的右倾似乎是对资本主义表现出了一种无奈的热衷；三次“左”倾则好像是唯我才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其结果都是金石未开，却撞得头破血流。只有毛泽东成功地拓开了新民主主义这一通向社会主义的东方之路。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固然是美好的前景，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眼下的目标是要先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地经义”。在中国，“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同时，毛泽东还认为，由于世界历史时代的变化，中国已经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他认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3]（第3卷，P1060）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反对那种“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的民粹主义思想。[4]（第3卷，P323）因为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是工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如果不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去具备工业基础，完成由农业基础向工业基础的转变，那么社会主义永远也不会到来。[5]（P238～239）
    总之，在这个阶段里，截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超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估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特征也被二战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事实所证明。因此坚持上述的认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阶段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同时，在国内问题上，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发展资本主义同走资本主义道路严格区分开来，从而能够把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气息奄奄的估计同在中国资本主义尚需存在和发展的认识辩证地统一起来，由此成功地探索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东方之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才取得胜利的。
    第三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为战后西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同时，西方国家依据凯恩斯主义采用政府干预的手段使资本主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也得以缓解；加之以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西方国家如虎添翼。于是西方国家在度过了短暂的战后恢复期之后，很快就进入了长达20多年之久的快速增长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大体上从1950年到1973年）增长率高达5.5%，出现了所谓帝国主义僵而不死的现象。
    这种现象本来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但是，由于二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对抗的政治局面；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长期实行孤立封锁，我们不得不在政治上采取“一边倒”政策和封闭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对抗影响了我们观察资本主义的视角，即越来越多地从政治关系上，而不是从经济发展上去观察和认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致使西方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重大变化长期未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相反，在冷战对抗的环境中，舆论引导只是片面宣传和渲染资本主义的阴暗面，这就更加大了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人为地强化了“资本主义就是罪恶”的价值取向。
    在国内，50年代初我们正处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前述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物质条件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思想，理应成为过渡时期的指导思想。但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却改变了初衷，把“利用、限制”的政策改变为用改造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并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目标。尽管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也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但计划中15年的任务仅用了4年就宣告完成。当1957年我国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们并没有牢固的工业化基础。此后，他虽然也试图用“大跃进”的方法发展生产力，但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他基本上是以马克思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和苏联模式为依据，建立纯净无瑕的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追求生产关系的升级净化，“一大二公”，并坚信自己坚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视其他不同意见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使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无论是其思想内涵，还是其评价标准都越来越趋于政治化。当他以惊人的气魄，不惜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捍卫其“纯净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孰不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借助科技革命的翅膀飞快地发展着生产力。事实无情地说明：认识上的误区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使我们同西方国家拉开多么难以缩短的差距！
    总之，冷战时代的国际背景和西方封锁的客观现实，加深了这一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敌对情绪，强化了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抗性的理解，从而使我们难以客观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同时，毛泽东在这一阶段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不自觉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显现出政治化、教条化的特点，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这就使得我们无论对社会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都离开现实越来越远，带有越来越严重的片面性。正是由于这种片面性的认识，才导致了1957年以后的10年曲折和1966年以后的10年动乱。
    第四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和中国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冷战对抗局面的结束，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虽然世界仍不安宁，但爆发大规模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减小，因而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对抗也被相持共处的格局所取代。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在70年代中期出现了滞涨病症，西方国家为“黄金时代”的无情离去扼腕痛惜，一筹莫展。无奈之中，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出了“货币主义”和“供给经济学”的处方，对西方经济的病躯进行了将近10年的将养调理。9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变的新时期。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在通过改革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却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局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这些沉重的课题都不能不引发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的重新思考。恰逢此时，在国内也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阔视野，消除偏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政治前提。
    面对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和变化了的时代特征，邓小平首先思考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大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第3卷，P373）从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特征出发，邓小平认为，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改革开放，而要改革开放就有一个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6]第2卷，（P167～168）“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6]（第2卷，P351）进而，他又从发展阶段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6]（第3卷，P252）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策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总之，邓小平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进行了深入分析，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定位问题，抛弃了过去对社会主义政治化、教条化的理解，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态势和矛盾作了正确分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发展局限性，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继承性的一面，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只用政治标准看待资本主义的片面观点，形成了完整的资本主义观，为改革开放，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