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提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的原则
    昌都战役震动了西藏地方政府，西藏上层集团内部发生分化，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但又仓促离开拉萨，出走边境城镇亚东，并在那里组建了亚东噶厦，随时准备出走印度。
    昌都战役同样震动了印度政府。印度是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中印两国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将它作为奉行睦邻政策的重点。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在处理国内事情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繁忙公务中，抽出时间亲自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热情的讲话。这在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是少有的。考虑到印度与西藏的特殊关系，在解放西藏问题上，毛泽东又明确提出采取“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页。）但是，印度为了继承和保持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总想避免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对我解放昌都感到十分惊恐，因而在西藏问题上不时做出对中国不友好的举动，甚至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1950年10月10日，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约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谈话。梅农在谈话中称，据讯中国军队已进入藏北，西藏正在解放中，印方对此表示关切，盼其为不确，深盼此际不要出什么急情，希望西藏问题能获和平解决。袁仲贤答复说，有关消息我也只从报上看到，解放西藏为我既定国策，我们一向希望能作和平解决，我们一直要西藏代表团早到北京商量，并曾对该团说明9月20日前须抵北京，否则一切责任在彼，虽然如此，9月20日后我们仍接见该团，即至今日我们仍盼他们速去北京。同日，袁仲贤将谈话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转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作了批示，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87页。）
    10月21日，印度政府又提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指出，在联合国即将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时候，中国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将会引起严重后果，遭来反华宣传，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在西藏大概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军事反抗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的任何迟延，将不影响中国的利益，而军事行动则会引起边境上的不安和扰乱。第二天，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送交了备忘录。潘尼迦在谈话中重申了备忘录中的主张。章汉夫则在谈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和西藏问题是两个问题。西藏是一定要解放的，我们希望西藏解放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因此当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抵印后我们即望其来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我们要他们在9月20日以前到北京，但虽经一再催促，直到今日仍未来京。现在，我们还是希望西藏代表团快来北京。任何阻挠西藏解放、反对和平者，其阻挠者必须负责。同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批语：“西藏为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27页。）
    但是印度政府并没有就此罢休。10月26日，他们进而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照会中说，“中国政府已发出命令侵入西藏，和平谈判就难与此同时进行，西藏人将自然地恐惧，谈判将是在胁迫下举行的。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可悲叹的……印度政府只能表示深切的遗憾”。同日，梅农约请申健谈西藏问题，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申健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的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说，印度仍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说，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事后，袁仲贤即将会谈情况报告了中央。10月28日，毛泽东在这一报告上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950年10月30日，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备忘录和照会作了答复。答复中说：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预；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如果借此进行威胁，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组织，那只是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和敌对的态度而已；中国政府对于印度政府所认为可悲叹的观点，表示深切的遗憾。这个答复表明了中国政府反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严正立场。
    精心指导，“为了一件大事”
    在公开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的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昌都战役引起的这些情况变化非常重视，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命令解放军在解放昌都后暂缓向前挺进，就地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劝告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进行谈判。这样，一方面可以暂时稳住达赖喇嘛，而不至于急于出走印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印度政府一个改变态度的台阶，不再阻挠西藏在印的谈判代表来京。
    树欲静而风不止。达赖喇嘛到亚东后，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就迫不及待地秘密致函达赖喇嘛，鼓动他出国“避难”。已在印度的前摄政达扎也设法引透达赖喇嘛离开西藏。1951年3月21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指出：“达赖已在亚东，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宗教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来进行谈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如此，中印关系亦可增进一步。……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因此，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注：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周恩来的严正态度，使印度政府对中印关系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印方在答复中说，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同时，印度还告知西藏代表，他的政府可以帮助和谈，如果西藏坚持“独立”的观点，引起战争，印度政府不可能有任何帮助；如果达赖喇嘛要去印度，只能作为难民接待。
    另一方面，昌都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执行十大政策，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受到了热烈欢迎和支持，西藏各阶层人士要求和平谈判和解放西藏的呼声日益提高，许多请愿团赴亚东，请求达赖迅速返回拉萨并与中央进行和平谈判。1950年11月9日，以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部分西藏上层人士也联名致信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意达赖出走国外，要求地方政府与中央进行和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