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列奥列格王朝是拜占廷国家末代王朝，自1261年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Palaiologos,1259-1282）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建立帕列奥列格王朝政权，到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Palaiologos,1449-1453）于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时战死沙场为止，其统治时间192年，在位皇帝10人，是拜占廷帝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但是，在其统治期间皇权和国力却是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最衰弱的时期。该王朝的内外政策对拜占廷国家最终灭亡起了直接作用。因此，研究其统治政策对于了解拜占廷这个千年帝国灭亡的原因具有关键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国际拜占廷学界对这一课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直到近几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D.M.尼科尔才在该课题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他的著作较多地涉及这个时期拜占廷内政和王朝政治，特别对君士坦丁十一世这位悲剧式的末代皇帝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但是，他没能对当时十分重要的外交问题进行必要的考察，甚至没有对这个直接导致拜占廷灭亡的因素进行足够的描述。我国学术界至今尚未展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本文依据近年来发现的史料，对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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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年8月15日，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入主君士坦丁堡。这一天被人们视为拜占廷帝国“光复”的节日，也被后人看作是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拜占廷帝国的开端。但是，这个时期的拜占廷国家已经不是“帝国”，“它已经下降到二等小国的地位，是个处于守势的国家”[2]。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活动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自主外交阶段、亲土耳其外交阶段和亲西方外交阶段。
    1261-1341年是帕列奥列格王朝的自主外交阶段。在这一阶段，先后有四位皇帝主持军国大政，即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Ⅷ，1261-1282）、安德罗尼库斯二世（Andronikos Ⅱ，1282-1328，【含同治皇帝米哈伊尔九世（Michael Ⅸ，1294-1320】）和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kos Ⅲ，1328-1341）。他们在位期间，虽然各自面临的问题有所区别，但是其外交政策却具有共同的特点。
    首先，其外交活动表现出自主性和独立性，没有明显的倾向性。米哈伊尔八世统治期间，重新夺回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廷国家面临西方和北方强敌的威胁，特别是刚刚被推翻的拉丁帝国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使立足未稳的拜占廷国家政权感到恐惧。复辟与反复辟是新生政权面临的生死攸关的斗争。当时，以西西里国王安茹的查理（CharlesI of Anjou,1265-1285）和被废的原拉丁帝国皇帝鲍尔温二世（Baldwin Ⅱ，1240-1261）为领袖，联合对拜占廷抱敌对态度的巴尔干国家，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残留在希腊的拉丁人势力和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结成反拜占廷同盟[3]。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安茹的查理发动的第一次旨在复辟拉丁帝国的十字军，首先夺取了巴尔干半岛西部近海的科浮岛作为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前方基地[4]。为了粉碎查理的阴谋，米哈伊尔八世一方面积极主动向教廷派遣使节，提出重新开始关于东西方教会统一问题的谈判，表示愿意领导东正教教会服从教皇，以此分化教皇和查理的关系[5]；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26-1270），主动遣使结好，并投其所好，馈赠许多希腊古代手稿和文物，同时以谦卑的姿态请法王仲裁东西教会之间的争论，赢得路易的好感，促使法王出面阻止了其弟安茹的查理的东侵计划[6]。
    1270年路易客死突尼斯使米哈伊尔八世的反复辟计划遭到重大挫折，安茹的查理和鲍尔温进一步扩大其反米哈伊尔八世同盟，将被后者废黜的尼西亚皇帝约翰四世（John Ⅳ Laskaris,1258-1261）和遭到后者迫害的威尼斯人拉入同盟。查理和鲍尔温还结成儿女亲家，以政治联姻巩固同盟的基础。1276年初，全力支持东西教会和解并与米哈伊尔八世关系密切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世（Gregory Ⅹ，1271-1276）突然去世，新当选教皇尼古拉三世（Nicholas Ⅲ，1277-1280）和马丁四世（MartinⅣ，1281-1285）是查理的亲信，他们撕毁了1274年在法国里昂达成的东西教会和解协议[7]，积极参加反米哈伊尔八世同盟[8]。正当“梦想成为世界君主”的查理发动第二次十字军、踌躇满志地实现其“夺取君士坦丁堡，占有朱利乌斯、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王国”[9]的计划时，米哈伊尔八世却在悄悄地与埃及苏丹和西班牙阿拉冈国王进行秘密谈判，推动阿拉冈国王彼特罗三世（Peter,or Pedro Ⅲ，1276-1285）远征西西里，利用“西西里晚祷”[10]事件击败查理，进而解除了拜占廷面临的危机，彻底粉碎了西欧拉丁人的复辟阴谋[11]。
    其次，外交独立性也使这个时期拜占廷外交活动具有极大的灵活性。米哈伊尔八世除了巧妙地周旋在西欧各种政治宗教势力之间，利用其相互的矛盾和利害冲突，达到巩固新王朝统治的目的，他还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大胆地开展对东方各国的灵活外交活动，为维护拜占廷在亚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势力创造有利条件。当时，蒙古西侵大军横扫亚洲大部分地区，征服了小亚细亚地区塞尔柱人的罗姆苏丹国。米哈伊尔八世立即遣使与蒙古军队统帅旭烈兀（Hulegu,1217-1265）主动结好。为了保持这种友好关系，迫使拜占廷东线敌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米哈伊尔八世对与蒙古人为敌的马木路克王朝（1250-1518）巧妙周旋，既不对其提出的与拜占廷结盟的要求作出明确答复，以免引起蒙古人的不满，又不断然回绝埃及人经海峡进入黑海地区的贸易请求[12]，以防迅速兴起的马木路克军队对拜占廷用兵。而后，当统治俄罗斯人的金帐汗国汗王别克尔（Berke,1257-1267）急于建立与马木路克王朝的经济和商业联系，对米哈伊尔八世外柔内刚的外交计策十分恼火，派心腹战将诺盖指挥保加利亚军队进攻拜占廷之际，米哈伊尔八世审时度势，确认旭烈兀的蒙古军队忙于内战，一时难以构成对拜占廷的直接威胁，而化解北方的外敌入侵是当务之急，故立即放弃与蒙古人的关系，转而与金帐汗国结好，并将其私生女嫁给诺盖，从而化敌为友，解除了保加利亚军队的进攻。进而，他与马木路克王朝和金帐汗国结成同盟[13]，彻底消除了东方的后顾之忧，将精力全部用于对付西方的威胁。
    1341年以后的50年是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的第二阶段，即亲土耳其人外交阶段，主要指约翰五世（John Ⅴ，1341-1391）在位时期。这个阶段拜占廷外交政策的特点之一是从利用向依赖土耳其人的转变。1341年6月15日，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其九岁之子约翰五世即位，由母后安娜摄政。数月后，爆发了争夺宫廷最高权力的斗争，进而演化成为全面的内战，这对拜占廷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约翰之战”进行了七年，在此期间，交战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向周围强大的邻国求援。安娜寻求保加利亚军队的帮助，而约翰六世则投靠土耳其人。当时，势力迅速发展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完全控制了小亚细亚地区，正在寻找进入欧洲的机会，约翰六世的外交政策恰恰为之提供了正当的理由。1345-1356年间，土耳其人在约翰六世的邀请和支持下先后五次对巴尔干半岛大规模增兵。为了巩固其傀儡皇帝的地位，约翰六世还将亲生女儿许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乌尔罕（Orkhan,1326-1362）[14]。
    约翰五世也是如此。他是在西欧人的帮助下击败约翰六世的，因此，在其恢复帝位的初期，对西方国家充满幻想。1366年和1369年，他前往匈牙利和罗马，企图说服西方君主再次发动援助东方基督徒的十字军，但结果使其大为失望，他们不仅没有响应他的求救和呼吁，反而大敲其竹杠。威尼斯人以其赖帐为借口将他扣押在威尼斯，直到其子以大笔赎金将他赎回[15]。1371年，直接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巴尔干各国结成反土联盟，在马利卡河右岸与土军进行决战，结果被凶猛彪悍的土耳其人击败，这一仗使约翰五世认识到，阻止奥斯曼土耳其人势力的扩张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此，他步约翰六世的后尘，改变外交政策，积极主动、低三下四地讨好土耳其苏丹，缴钱纳贡、送交人质，甘心情愿地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16]。
    这个阶段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外交活动丧失了独立性，转变为唯土耳其马首是瞻的小国外交。1354年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扼受海峡的加里伯利要塞城防遭到严重破坏，土耳其人乘机占领该诚。约翰六世深知此城的重要性，因此提出以大笔赎金和另一座城市交换加里伯利城。但是，苏丹乌尔罕在收取了金钱后宣称他不能放弃真主赐予的东西，并拒绝会见约翰六世，使其岳丈受尽屈辱[17]。约翰五世控制政权后，作为苟延残喘的弱小国家的皇帝，完全听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命令。他不仅通过与土耳其人苏丹订立条约的形式使他们对色雷斯地区的占领合法化，而且还不得不接受他们将首都从小亚细亚地区迁入欧洲巴尔干地区的事实，进而，他曲意迎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18]。1374年，约翰五世和其它巴尔干国家一样正式承认苏丹的宗主地位，并将次子曼努尔送入苏丹宫中作为人质。也是在苏丹的命令下，他将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和孙子约翰的眼睛刺瞎[19]。
    自曼努尔二世（Manuel Ⅱ，1391-1425）于1391年成为皇帝，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半个多世纪，是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的亲西方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拜占廷皇帝不断以各种形式乞求西欧国家的救援。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扫清了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一切障碍，完成了灭亡拜占廷的准备工作。新苏丹巴耶札德（Beyezid,1389-1402）通过一系列战争，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并组建庞大的舰队控制爱琴海，使拜占廷人龟缩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成为孤岛上的绝望者。在此背景下，曼努尔二世只能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西欧国家。他先是请求威尼斯人向被封锁的首都运送粮食，以缓解城中发生的饥荒[20]，而后，向包括教皇、法、英、阿拉冈、威尼斯在内的西方国家和俄国求援，得到各国口头响应，俄国人支援些许金钱和法国人派来1200人的骑兵对于换救拜占廷危急形势如同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于是，曼努尔二世在法国将军布希考特的陪同和保护下前往西欧进行了为期三年半的游说活动，但是得到的几乎全部是空洞的许诺[21]。
    皇帝约翰八世（John Ⅷ，1425-1449）也先后访问了威尼斯、匈牙利和米兰，费时一年。1438年，他率领包括东正教大教长约瑟芬二世在内的希腊教会代表团再赴西欧，参加教皇主持召开的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签署“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以图换取教皇尤基尼乌斯（Eugenius Ⅳ，1431-1447）发动反土耳其人的十字军。1444年，由匈牙利波兰国王弗拉迪斯夫（Vladislav Ⅲ，Jagello,1434-1444）统率，由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军队组成的十字军在瓦尔纳战役中遭到重创，全军覆没，弗拉迪斯拉夫阵亡。这是欧洲人抵抗奥斯曼土耳其扩张、换救拜占廷的最后尝试。此后，约翰八世停止了外交努力，消极等待末日到来。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1449-1453）在位的四年中，尽其所能，进行最后的抵抗，并向西欧各国发出绝望的求救，直到战死沙场。
    显然，晚期拜占廷外交政策是随着当时西亚和欧洲、特别是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可以说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政策是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6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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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充分注意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演化的外部因素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其内在的原因。从拜占廷全部历史发展看，其外交活动的内因起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的内在因素非常复杂，但是就其主要者分析有以下诸点。
    首先是拜占廷经济基础的全面崩溃和国力资源的全面枯竭致使国家极度衰弱。可以说，国势衰弱是该王朝外交屡屡受挫的最主要的原因。早期拜占廷经历了长期动荡确立的军区制是成功的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由于军区制适应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有效地缓解了外敌入侵引发的危机，并促进了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复兴，从而为军区自身的发展和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军区制使拜占廷军队具有广泛而稳定的兵源和财政保证，使拜占廷的兵源世代维系，并由于下级官兵自备武器、装备和粮草，而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拜占廷国家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公元9、10世纪的年收入达58.4万金镑[22]，为拜占廷历史上最高水平。但是，10世纪末军区制的解体和以农兵为中心的小农日益丧失独立性和迅速破产，以及11世纪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和12世纪军区制被彻底取消，对晚期拜占廷经济产生了灾难性后果。一方面，作为国家主要纳税人的小农的消失使国家丧失了作为国家主要财源的土地税、人头税和各种不定期征收的非常规税；另一方面，军区制瓦解促使形势恶化，使拜占廷国际贸易迅速萎缩，对国家财政是最后的致命打击。学者们估计，晚期拜占廷年收入只是军区制发展最完善时期的年收入的1/40[23]。此时的拜占廷极为衰落，既缺乏从事大国外交的经济实力，又没有维持小国外交的财力，只能在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1370年初，约翰五世即因缺少必要的金钱而使其以数年游说西方、千方百计达成的救援君士坦丁堡的协议在最后一刻化为泡影，并因无力偿还债务，被扣押在威尼斯达一年之久。土耳其人更是借口拜占廷不能按外交协议交纳贡赋而在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1453年，拜占廷人甚至因为不能支付匈牙利火器匠乌尔班足够的报酬，使他投奔土耳其人并帮助他们铸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火炮，土耳其军队因此装备了攻陷君士坦丁堡最关键的火器[24]。
    其次，军事因素是影响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拜占廷地处东地中海战略要地，为东西方国家的结合部，长期成为兵家争夺之地。可以说，拜占廷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军队的发展对于其生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军区制曾使国家军事化，地方军事首脑的一元化领导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战斗力明显提高。现代拜占廷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廷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25]。军区制衰落以后，拜占廷军队一蹶不振，兵不能战或无兵可用，雇佣兵逐步取代了农兵。雇佣兵不仅是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雇佣兵作战的目的与本国农兵不同，极易发生哗变，是晚期拜占廷动荡衰弱的重要因素。正因为缺乏国家武装力量作为外交活动的后盾，拜占廷的许多外交成果不能得到巩固。例如，1396年，巴尔干各国组成反土同盟，联合反击土军的扩张，并将粉碎土军对君士坦丁堡的封锁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之一，但是，曼努尔二世却未能提供一兵一卒配合这次行动，使土军获得大胜。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巴尔干国家反土同盟再次遭到同样的失败，而拜占廷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为自救作出任何贡献，错失了最后的机会[26]。当数十万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军队团团围住拜占廷都城时，他们面对的只是数千拜占廷的乌合之众[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