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对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具有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因素。在晚期拜占廷，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军事贵族势力对中央集权造成直接威胁，有些军区将军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大军事贵族凭借经济实力拥兵自重，直接参与皇室内讧，有的甚至爬上皇帝宝座。自公元10世纪末，军事贵族便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构成晚期拜占廷政治生活的主线。13世纪以后，拉丁帝国时期引进的西欧封建制加剧了地方势力武装割剧的混乱局面，军事贵族的叛乱愈演愈烈，他们兵临首都城下，推翻当朝皇帝，当时最有实力的军事贵族坎塔库震努斯自立为皇帝即是其中典型代表[28]。各地的军事贵族拥兵自重，拒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为了保全自己，极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相互厮杀之能事，使朝廷的军机要务和外交政策无法施行。
    与世俗贵族起着同样恶劣作用的教会贵族，一方面搜刮财富，将国家仅存的金钱变为教产；另一方面对国家政务指手划脚，横加干涉，稍不满意，便煽动骚乱，制造社会动荡。当国家危亡在即之时，教会上层仍然不顾民族利益，反对东西教会和解；在土军破城之际，君士坦丁堡的教士们宁可将金银埋在地下也不肯支援政府用于购买武器；作为约翰八世外交重要成果的“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就是由于教会反对而流产的，大教长卢卡斯·诺塔拉斯公开宣称“宁可在都城内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意看到顶着三重教冠的拉丁人统治”[29]。
    最后，在考察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之后，还应注意到包括拜占廷皇帝在内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政治家们的短视。在晚期拜占廷，几乎没有出现“一言以兴邦”的卓越政治家，无论是历代皇帝，还是高官显贵，或是将军武士，都对东地中海和欧洲形势缺乏必要的理解，对国家的前途缺少应有的洞察力，以致在外交活动中采取了许多短视行为，外交政策忽左忽右。首先，他们不是将政策的重心放在整顿朝纲和内政改革方面，不是把外交确立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并使之为加强国力服务，以该朝最有作为的皇帝米哈伊尔八世为例，他的外交活动可谓活跃，但是其活动大多出于权宜之计。其次，由于他们不能清醒地认识本国国情和周围世界的形势，因此采取了许多愚蠢的外交措施。例如他们不能正确估计本国民众对罗马天主教的反感情绪和西欧各国因内部动荡而无心东顾的局势，因此在争取西方援助的外交中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的精力太多、浪费的时间太长，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同样，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判断土耳其人迅速崛起的趋势和其称霸地中海和黑海世界的野心，因此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展扩张的政策，“精明的”约翰六世就是在对自己外交失误的悔恨和世人的唾骂中病逝的。
    3
    晚期拜占廷国力持续下降，衰落之势不可阻挡，特别是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其灭亡已成定局。在此背景下，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活动对形势的发展起了恶劣的影响。
    首先，它加剧了外敌入侵的边关危机。主要表现有三：其一，由于帕列奥列格王朝历代皇帝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错误，国家的外交活动没有成为强化内部改革的补充，也没有为加强国力提供外部条件，而只是成为他们寻求援助和救护的渠道。在该王朝统治的近二百年期间，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旨在富国强兵的措施，甚至连在尼西亚流亡期间推行的军事和土地改革也被废止了[30]。相反，从米哈伊尔八世到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历代君主仅仅利用外交活动阻止外敌入侵或引进雇佣兵，从而错过了从内部救亡的时机，堵塞了从内部解决边防问题的可能性。其二，该王朝一度推行的亲土耳其人政策使新兴的土耳其人顺利发展，其外交政策之养虺成蛇、养虎贻患的错误非常明显。早在13世纪时，拜占廷完全有能力清除这个小亚细亚地区的隐患，但他们或是未能预见其潜在的威胁，或是忙于内战而任其发展[31]。嗣后拜占廷朝野贵族便将凶猛彪悍的土耳其人作为内战和对斯拉夫人作战的主力，使之发展极为迅速。正是由于该王朝的支持和保护，奥斯曼土耳其才没有被扼杀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没有象巴尔干半岛各小国那样相互牵制而难于发展。也是由于该王朝的亲土政策，使土耳其人获得充足的理由和借口大肆扩张，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还是由于该王朝的屈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服扩张活动被合法化。其三，该王朝推行的亲西方政策延误了解除边防危机和自救的时间。帕列奥列格王朝君主对西欧国家的游说和对教皇的争取工作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成果，但是却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约翰五世、曼努尔二世和约翰八世先后访问西欧国家，短则数月，长则数年[32]。正是在这个时期，塞尔维亚人一度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也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发展起来成为强大的帝国。
    其次，它加剧了国家财政经济危机，拜占廷帝国的经济危机始于12世纪军区制彻底瓦解的时期，至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阶段，国家的税收几乎不能保证，国库所存无几，政治分裂造成的中央直属领地的迅速缩小使国家财源和人力资源趋于枯竭。该王朝推行的外交政策非但无助于国内形势的改善，反而促使财政经济进一步恶化。其一，该王朝在外交活动中动辄割让土地，使国土资源急剧萎缩，如1298年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被塞尔维亚人击败后，割让大片被占领土给国王米鲁廷（Stefan UrosⅡ Milutin,1282-1321）[33]；1302、1308、1331、和1355年拜占廷人多次割让土地，以换取与土耳其人的暂时和平；特别是拜占廷人割让色雷斯、加拉大等对国家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导致国家丧失了最后的自救资源，以至到1423年帕列奥列格王朝将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卖给威尼斯后，已经无地可割，无税可收，仅靠首都城内少许工商税收勉强度日[34]。其二，该王朝不仅由于割地减少了资源，还通过出让经济权利断绝了最后一点经济来源。早在11世纪末，拜占廷人即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特权换取威尼斯舰队对诺曼人的海上打击。这对具有天然优势的拜占廷国际贸易是沉重的冲击。1267年米哈伊尔八世许可热纳亚人在首都近郊的加拉大建立商业特区，次年又出让该区全部商业特权，使拜占廷国际贸易的优势尽失[35]。1402年土军在安卡拉战役中遭到蒙古军队致命打击曾给了拜占廷自救的机会，但苟且偷生的拜占廷人没有抓住这一机遇，却在同年将整个东方贸易的交通权拱手让于威尼斯，以换取其外交上的支持[36]。其三，该王朝在外交活动中的巨额开支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例如，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原打算在热纳亚和威尼斯战争中坐收渔人之利，计划落空后，不得不向双方支付大笔赔偿。约翰五世和曼努尔二世在游说西欧国家援助的旅途中开销庞大，他们与威尼斯人订立的协议几乎是用钱买下的，而这笔巨额钱款完全超出了王朝的经济能力。雇佣兵的军费也是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1351年约翰六世因使用土军作战耗尽国库最后的金钱，不得不以没收教产的方法支付军饷。从约翰五世到约翰八世统治期间，拜占廷与土耳其签署的协议大多包括纳贡的内容，从而使土耳其人榨干了对手最后的油水。
    再者，它加剧了朝野上下的政治分裂。晚期拜占廷王朝政治极为动荡，几次大规模内战几乎都与外交政策的争论有关。可以说帕列奥列格王朝忽而亲西忽而亲土的外交是加剧其政治分裂的重要原因，此其一。米哈伊八世时，为取得朝野贵族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推行政治高压措施，监禁和流放反对派贵族，没收其财产，开启了该王朝政治斗争的序幕。其子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对“统一派分子”则大开杀戒，甚至连其兄弟君士坦丁也不放过，只是由于朝臣说情，才改处没收家产，流放边疆[37]。中央政府外交政策的摇摆不定直接造成朝野上下的分裂，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和米哈伊尔九世对西班牙雇佣兵的政策分歧曾导致雇佣兵哗变，造成希腊地区巨大的灾难。1342年宣布独立的萨洛尼卡共和国起义的重要原因是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不满[38]，1374年约翰五世废长立次，掀起激烈宫廷斗争的原因之一也是外交政见分歧[39]。该王朝外交失误还为外部敌对势力的入侵制造了借口，此其二。威尼斯和热纳亚都曾利用约翰五世和其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四世之间关于投靠西方还是投靠土耳其人的斗争左右王朝政治，从中渔利，获得巨大的商业特权。1383-1387年，土军利用拜占廷外交失误夺取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40]。此后，土耳其人的每一步扩张几乎都有合法的理由和外交上的借口，直到他们完成了对整个拜占廷陆海领地的征服占领，包围和封锁了君士坦丁堡。
    最后，它加剧了社会的分裂解体。晚期拜占廷政治上的分裂是以其社会全面解体为背景的，其明显的表现在于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教会的动荡。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于1054年互相开除教籍，标志东西教会的正式分裂。这一分裂在拜占廷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各阶层支持东正教的立场，特别是罗马教会支持的拉丁帝国统治被推翻后，东西教会的对立进一步加深。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初期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统一教会”活动从一开始就引起社会的剧烈反应，1273年“里昂教会和解令”一公布，即在君士坦丁堡掀起轩然大波，大教长约瑟芬愤然辞职，以示抗议，而支持“统一”的拜库斯取而代之，由此形成了教会上层的对立两派[41]。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活动将教会上层的分裂推广到教会基层，并进而推广到整个社会。宗教问题本身就是非常复杂、敏感和微妙的问题，如今与政治纠缠在一起更成为晚期拜占廷社会解不开的“结”。加之中央政府政策摇摆不定，社会分裂更趋严重。1312-1323年，由于“统一教会”问题造成的分裂使教会五易大教长，其中还有两年空缺。1342年，对被西欧人洗劫记忆犹新并因此对“统一”极端不满的教派发动民众起义，占领了马其顿重镇萨洛尼卡。1369年和1433年约翰五世和约翰八世亲赴意大利订立和签署“教会统一令”都引发了教会更深刻的分裂和更大规模的社会骚乱，皇帝的镇压措施也没能解决问题。
    当土耳其军队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准备发动最后攻击时，教士们还在圣索菲亚教堂里争论“统一和分裂”问题，一些教主甚至公开宣扬宁可欢迎伊斯兰教也不要天主教，社会解体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对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的考察，可以看出晚期拜占廷国家已经失去了昔日强国的威风和实力，在其最后近二百年期间，维持着小国的地位，其外交活动充分反映了其实力地位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统治者未能正确地使用外交武器为重振国威创造国际条件，未能有效地利用西亚、欧洲和国际环境图强自救，而是单纯地乞求和等待国际援助，在外交事务中坐失良机，一错再错，促使形势更加恶化。事实上，该王朝统治期间有多次救亡的机会，也存在重新发展壮大的国际环境，但是，由于统治阶层决策错误，使每次机遇失之交臂，以至最终走向灭亡。这对后人不能不是一个教训。
    注释：
    [1]参见[英]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剑桥1993年版，前言。另见《流芳百世的皇帝》，剑桥1992年版；《拜占廷晚期历史和人物研究》，剑桥1985年版。
    [2][法]布莱赫尔：《拜占廷的生与死》，牛津1977年版，第287页。
    [3][拜占廷]帕色梅利：《米哈伊尔八世和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传》，波恩1835年版，第1卷，第384页。
    [4][美]瓦西列夫：《拜占廷帝国史》，维斯康辛1952年版，第594-595页。
    [5][德]诺尔旦：《教廷和拜占廷》，柏林1903年版，第468页。
    [6][法]拉维塞：《从最早到大革命的法国史》，巴黎1990-1911年版，第3卷，第101-102页。
    [7][法]劳伦特：《第八次里昂会议和米哈伊尔八世的宗教政策》，巴黎1938年版，第250-268页。
    [8]诺尔旦：《教廷和拜占廷》，第604页。
    [9][拜占廷]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历史》，波恩1840年版，卷1，第123页。
    [10]西西里人民不堪忍受安茹的查理的残暴统治，1282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在巴勒莫城郊教堂举行晚祷时，当地人民杀死侮辱他们的法国士兵，从而导致西西里全境大规模人民起义。阿拉冈国王彼特罗三世以恢复被查理推翻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在西西里的统治为借口，乘机进军该岛，从而引发了长达13年的战争。
    [11]参见《米哈伊尔八世自传》，由格利高里整理，引自《拜占廷研究》，1959-1960年，第29-30期，第447-476页。
    [12]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历史》，卷1，第101页。
    [13][德]施密特：《君士坦丁堡和开罗之间的政治外交》，慕尼黑1956年版，第120页。
    [14][希]阿尔纳基斯：《早期奥斯曼史》，雅典1947年版，第162-197页。另见[俄]弗罗林斯基：《十四世纪后半期南斯拉夫和拜占廷人》，圣彼得堡1882年版，第2卷，第192-193页。
    [15][美]巴克尔：《曼努尔二世·帕列奥列格》，新泽西1969年版，第1-83页。
    [16]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历史》，卷2，第842页。
    [17]阿尔纳基斯：《早期奥斯曼史》，第80-187页。
    [18]在此期间土耳其人逐个灭亡了波西尼亚、瓦兰吉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的国家。
    [19]巴克尔：《曼努尔二世·帕列奥列格》，第18-36页。
    [20][拜占廷]杜卡斯：《拜占廷城的历史》，波恩1850年版，第50页。
    [21][英]亚当·乌斯克：《编年史》，汤普逊译注，伦敦1904年版，第220页。
    [22][英]仁西曼：《拜占廷文明》，第96页。
    [23]同上，第96页。另见[拜占廷]格利高里：《罗马史》，由索篷译注，波恩1829年版，卷1，第317页。另见[英]仁西曼：《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剑桥1965年版，第83-91页。
    [24][德]施兰德尔：《君士坦丁堡的火器》，见《拜占廷研究》，1941年，第411期，第182-189页。
    [25]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国家史》，第86页。
    [26]布莱赫尔：《拜占廷的生与死》第332、356页。
    [27]杜卡斯：《历史》，第331-357节。
    [28][英]尼科尔：《拜占廷的坎塔震努斯家族》，华盛顿特区1968年版，第35-103页。
    [29]杜卡斯：《历史》，卷37。
    [30][英]安格尔德：《流亡中的拜占廷政府》，牛津1975年版，第3-6章。
    [31][拜占廷]格利高拉斯：《信集》，巴黎1972年版，卷1，第277页。
    [32]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309页。
    [33]参见尼科尔，前引书，第120页。[拜占廷]帕西麦利斯：《历史》，引自《拜占廷历史文献大全》，巴黎1985年版，卷2，第278-286页。
    [34]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333-334页。
    [35][英]君纳句布鲁斯：《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剑桥1959年版，第213-216页。
    [36]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318-320页。巴克尔：《曼努尔二世·帕列奥列格》，第218-238页。
    [37]布莱赫尔：《拜占廷的生与死》，第289页。
    [38][39][40][41]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第194-199页、第275-276页、第288页、第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