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历来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不可随意为之。在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王朝迁都的记载。公元前14世纪，因为黄河的频繁水患，商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以逃避少数民族犬戎的侵袭；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到洛阳，以加快本民族封建化进程。此外，还有东汉、东晋、宋、金、元、明、清等王朝的迁都。这些迁都对王朝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迁都北京，从永乐至正统历经四代，近四十年的时间，跌宕起伏。北京的政治地位也经历了从“行在”到“京师”、再回到“行在”、最后确定为“京师”的过程。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想法一出来时就伴随着很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因为有了南京地震而停息。明王朝最后定都北京，也不像有些学者所讲的那样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完成，而应该是在正统六年(1441)。这一政治走向的出现，笔者以为是与南京频繁地震联系在一起的。本文将尝试从灾害的角度来探讨南京地震与明代定都北京的内在关系，以此来论述灾害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一、北京从“行在”到“京师”
    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王朱棣攻下京师南京，在奉天殿即皇帝位，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春，成祖下诏“以北平为北京”[1](P294)。同年二月庚戌，“设北京为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曰顺天府”[2](P79)。同时“称北京为行在……罢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行部；罢北平都指挥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2](P883)。此时北京作为“行在”地位存在，并未成为明朝首都。明成祖并未马上把都城迁到北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元末明初长期战乱，北京破坏严重，其建设还需时间；加上“迁都到北边最大的困难是漕运艰难，北边硗瘠，如一迁都，则人口必骤然增加，本地的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仰给东南，烦费不资。次之重新创建城地宫阙，财力和人力耗费过多”[3](P562)。出于这种情况，北京的建设速度比较缓慢。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一方面命“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1](P415)，另一方面“命京卫及浙江、湖广、江西、苏州等府卫造海运船二百艘”，由“平江伯陈瑄总督海运粮四十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七石赴北京辽东以备军储”。[1](P412)同时，要求刑部尚书郭资负责储粮蓄财，为营建北京做准备。经过四年时间，郭资完成了兴建北京所需的大量人工、薪资、给养的准备。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壬戌，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由此拉开了兴建北京宫殿的序幕。由于成祖所派官员任事严苛，求功心切，乏恤民之心，以造成民怨。由此，成祖的解释是：“营建北京，国家大计，有不得也。”[1](P1065)从“有不得也”可以看出其营建北京存有私心。即便是民怨，北京的营建并没有停止。明成祖还在永乐七年(1409)、十一年(1413)、十五年(1417)三次北巡，亲自策划监督营建北京事宜。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原本由南京礼部主持的会试天下举人改由“行在”礼部主持，这一事件“反映出冠以‘行在’二字的部分北京中央机构开始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和形式上都完全可以行使中央职能，可以视为北京成为真正意义京师的标志”[4](P127)。那年会试第五名的“王翱，字九皋，盐山人”，“两试皆上第，（成祖）大喜，特召赐食”。对一位第五名的进士，成祖何以“大喜，特召赐食”，主要是“帝时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2](P4699)同年八月，动工营造西宫。史书记载：“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宫，为视朝之所。”[1](P1953)朱棣第二次北巡回南京后，就诏令群臣议营建北京事宜。于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官认为，皇上营建北京“上顺天心，下从民望……天下幸甚”。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门的官员也认为，营建北京乃是“国家悠久之计……臣民之望”。[1](P1964)众奏疏上去后，明成祖从之，于是营建北京的工作全面展开。历时三年，至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上命行在礼部，自明年正月初一日始，正北京为师，不称行在”[1](P2227)。十一月，以迁都北京诏天下，罢行部及六曹，以六部官署北移，不称行在。其留南京的官署加“南京”字。十九年(1421)正月，成祖在北京的奉天殿接受朝贺，正式完成迁都之举，北京成为明朝的“京师”。
    二、迁都之议和仁宗决意回銮南京
    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北京紫禁城内建成仅百日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遭雷击引发火灾。成祖为此“心惶惧，莫知所措”[1](P2263)，急“诏群臣直陈阙失”[2](P100)，希望“庶图悛改，以回天意”[1](P2264)。但是群臣“多言改（迁）都之故，而主事萧仪言尤峻，被诛”[5](P451)。即便如此，言官们依然认为：“朝廷不宜轻去金陵，以致此变。”[5](P86)在这些奏疏中，邹缉的《奉天殿灾疏》最为有名，言辞也较为激烈。他在奏疏中指出：“陛下肇建北京，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官蚕食，耗费国储。”使农民“不得躬亲田亩以事力作”，加之官吏横征，物价上涨，“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营建都城，财力耗尽，灾害来时，人们“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他还进一步指出：“今天意如此，不宜劳民。当还都南京，奉谒陵庙，告以灾变之故，保养圣躬休息于无为。”[6](P163-167)邹缉的奏疏较客观地反映了营建北京及迁都后出现的种种危机，但朱棣依然发怒，“谓言事者谤讪，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2](P4438)。在永乐十八年(1420)，户部尚书夏原吉曾言：“连岁营建，今告成，宜抚流亡，蠲逋负以宽民力。”[2](P4152)可以看出营建北京使国家的财力消耗殆尽，急需恢复经济，以安民心。因而邹缉的言论从某种角度来讲并不为过。朱棣通过这次对言官及一些主张南迁大臣们的打击，使反对迁都的声音暂告一段落。
    迁都北京无疑远离王朝经济重心。为了维持北京庞大的官僚机构、宫廷皇室以及京军和边军的用度，每年必须从江南运输大量物资到北京。以致“东南转运输，每以数石而致一石”[7](P292)。所以有学者认为：“迁都北京既乏崇高宏伟之政治理想，又造成民命不堪的结果。”[8](P272)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去世，尚未下葬，从狱中被仁宗释放出来的原户部尚书夏原吉立即上言：“当今江南民力困于漕运，请还都南京，以省供亿！”[9](P220)十天后仁宗即位，立即下诏停止各处为营造而采办木材的工作，同时将各种采办及下西洋的事务全都取消。同年九月，平江伯陈瑄上言七事，首言就是“重国本”，他指出：“南京实国家根本，不可不为深远巩固之谋，今明诏下颁，军民忻忭鼓舞，咸起回銮之望，乞留圣意，任将益兵，以严守备，为国家万年之计。”[10](P70)监察御史金庠同样提出国本问题，他说：“京师者，四方之本。……他日回銮，亦可以省东南转输劳费，此古人居重驭轻之策，不可以不加意。”[10](P84)即便是成祖非常器重的礼部左侍郎胡濙也上疏指出：“南京龙蟠虎踞，气旺地灵，水陆交通四方辐辏之地。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于此，良有以也。伏愿终丧之后，上顺天心，下慰人望，苏南方转输之劳，省北地供给之费，仍置留守于北京。以备时巡。则祖宗帝业永全，而南北之人心皆悦矣！”[10](P124)负责国家财政的户部上奏：“京师岁用粮五百万石，今江南岁运裁三百余万，而不足以供。”[10](P115)从这些奏疏中可以推断，迁都北京给国家财政乃至富庶的江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大臣们也想借此改变这种不利的现状。所以，“曾经在南京度过十几年东宫生活的仁宗，他迁都南京的决定在臣僚们的一次次奏疏中趋于成熟”[4](P129)。对要求回都南京的奏疏，仁宗都是“嘉纳之”，表明仁宗也有回都南京之意。加之朱高炽从永乐二年(1404)被封为太子至永乐十八年(1420)回到北京，“十八年大会之前，仁宗未尝一日在顺天”[11](P124)，南京可以看做是他的“龙兴之地”。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迁都北京所带来的种种不利，所以在大臣们的建议之下，仁宗命驸马都尉沐昕掌南京后军都督府诸事，又命太监王桂通率下番官军赴南京镇守。之后又命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洪熙元年(1425)三月戊戌，仁宗“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2](P111)。所以“长陵崩后，仍称北京为‘行在’，则南都为京师”[12](P56)。这表明北京在明成祖驾崩之后不久又回到“行在”的地位，南京再次成为明王朝的“京师”。仁宗还命皇太子朱瞻基留守南京监国，以表明他决意回銮南京。同年四月，命太监王景弘修葺南京宫殿，打算来春还都。从此回都南京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正当回都南京的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仁宗突然在五月病逝，他在遗诏中指出：“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国子民宜从众志。”[10](P306)表明他至死不忘回都南京，以减轻南北供亿之劳，使老百姓的困苦有所减轻，更希望君臣共同努力完成这一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