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海银行业认为，从总体上看《银行法》要比晚清时的《银行通行则例》和北洋时期的《银行通行法》完备，“我国从来对于法律观念，异常幼稚，民国以来，至于最近，始将各种法律，次第颁行，银行法虽非重要法律，而既为斯业所希望，则其订立，亦属刻不容缓，有法胜于无法”[9]。所以，上海银行业与北平、天津、汉口的同业都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对《银行法》的若干条款提出修正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与银行业一样，上海钱庄业对《银行法》的颁布也十分关注，只是钱庄业反复表示的，是要说明《银行法》不适应于钱庄业，应当另订钱庄法。如《银行法》第一条规定：凡营左列业务之一者为银行：一、收受存款及放款，二、票据贴现，三、汇兑或押汇。“营前项业务之一而不称银行者，视同银行。”钱庄业认为，这一条便把钱庄业附庸于银行法之中了。上海钱业公会致南京国民政府的呈文，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所谓“窒碍难行者”，即第一：“钱业放款，以信用为主。我国大小商业，自通都大邑以至乡镇僻处，均借信用放款为补救营运之资，今若加以限制，如银行法所规定，一方资金有停滞之虞，而百业失周转之机。工商消沉，可以立见。”第二：“钱业组织，均为无限责任，股东既负重大之责，又欲令其将财产证明书呈报官厅，则疑惧之心生，而出资营业之途狭，势必资金枯竭，民生益蹙。”第三：“我国地大物博，百业组织，或为合伙商店，或为公司性质，因地制宜，方利发展。若金融业必限于公司组织，则数百年相沿之善良习惯，一旦改弦更张，定滋纷扰。”“凡百实业，咸蒙维护，而钱业负资金之资，握百业消长之枢，牵一发足以动全身，安钱业即所以安百业。”[10]钱业公会还向国民党中政会、实业部、财政部、立法院等提交了相同内容的请愿书。
    上海钱业公会主席秦润卿就呈请国民政府另行订立钱庄法发表谈话，指出如下各点：1.钱业之信用贷款调剂农商，习惯相沿，有非此不可之势；2.信用贷款扶助中小商人所以预防大商人之垄断，实于农工有直接利益，尤与孙中山节制资本及农工政策相合，故限制信用放款，于钱庄固有窒碍，于社会先有莫大影响；3.钱庄为合伙性质，股东负无限责任，业规甚严密，故将财产证明书陈报，事实上万不可能；4.对资本数额的限于定数，在乡镇无此力量，如原有钱庄受条例限制不能维持现状，则乡镇农工资金势必不能周转[11]（p215）。
    上海钱业公会的机关报《钱业月报》，也发表文章鼓吹另订立《钱庄法》，其主要理由是：钱业特殊情形，有非银行所共有者，决不有以法绳之，强使从同。即以资本一项论之，银行资本，例须较大；而钱庄在内地之集设，千数至万即可创设。如果强使划一，无异限制内地金融之流通。另外，国民政府所公布之《银行法》，“其立场全以银行情形为情形，于钱庄初未有一言论及，而使钱庄归附银行，是强使钱庄改为银行也。”文章并且反问道：既然钱庄可以附于银行法，“奈何不使银行附属于钱庄法之内耶？”[12]（p216）
    与钱业关系密切的上海市商会于4月2日召开常务会议，认为如按照《银行法》实施之结果，钱庄之前途或收歇，或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现在银行设立仅在若干都会，至内地金融，实以钱庄为中心，且钱庄放款办法，抵押居其少数，而信用居其多数，尤为适合中国工商之需要，此种特别组织，似宜订立特别法规，以资维持”[13]。上海市绸缎业、糖业等50余家同业公会也纷纷提出了在银行法之外另订钱庄法的主张，称：“钱庄在现在时代，凡市集乡镇之工商业，均端赖其资金转运者无论矣，即已设银行之大都会，百业营运，亦端赖钱庄之辅助。”他们还指出，合伙组织要比公司组织“负责而少危险”，信用放款要比抵押放款“活动与有利于工商”；如强令推行银行法，势必导致钱庄“非收歇即改组”，工商百业“相率束手”，“不特影响国家税收，亦且动摇社会基础，其于党国前途，所关匪细”[14]。上述主张甚至被提交到当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这也可以说明，钱业与上海工商业的关系确实不同一般。
    上海钱业公会并通电国内各埠钱业：“我钱业流通资金，扶助百业，有悠久之历史，负巨大之任务，在昔已然，于今为烈。其所以迭衍迭进而不敝者，实赖有适合国情之组织，与谨守信用之习惯，为社会所共喻。”通电称，银行法把钱业附庸于银行之下，但各条文“均与吾业之组织习惯及营业方法不相符合，甚或大相抵触，若不遵守，则有违法之嫌，勉强遵守，又有扦格之苦。是用开会决议，呈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主席，暨行政、立法两院长，实业、财政两部长，俯察舆情，另订钱庄法，以资遵守在案。惟兹事体大，关系重要，我同业既休戚之与共，宜桴鼓之相应。特将文稿附呈台察，务希本卓见之所及，作同声之请示，备政府之采择，树钱庄之基础，不胜翘企之至”[15]。事实上，上海钱庄业的呼声不仅引人关注，而且是各地钱业向南京当局的请愿活动的发起者。除上海之外，北平、天津、安庆等地的钱业公会也先后呈请国民政府设法救济。
    由于上海钱庄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强烈反响，南京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另行起草钱庄法，一度出现了分歧。国民党中政会征求实业部对起草《钱庄法》的意见。实业部答复称，在组织形式、资本、营业范围等三个主要方面，钱庄与银行存在着较大区别，且财政部对钱庄征收营业税，银行则不在营业税范围。实业部的结论是：先在《银行法》施行法中加入“本法之规定于钱庄不适用之”一条，另调查钱庄习惯，订立钱庄法规。国民党中政会把实业部的意见转至立法院，立法院第143次会议决定由商法委员会起草钱庄法[16]。
    但是，立法院商法委员会在讨论是否需要单独订立《钱庄法》时，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反对意见占了上风。马寅初把钱庄业要求另行订立钱庄法的理由归纳为8点，并予以驳复或说明，指出：1.银行也有做信用放款的，钱庄放款许多也要抵押品；何况银行法并不绝对禁止信用放款，只不过稍加限制；2.减少对资本的限额，可以考虑；3.钱庄提出应允准独资经营，不很妥当；4.钱庄认为银行法第9条不适应，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钱庄也买卖生金银及有价证券、也代理收付款项；5.钱庄反对出具财产证明书，没有道理，既然是负无限责任的股东，就必须出具财产证明书；6.认为20%的保证金办不到，对存放中央银行也有意见，应由立法委员研究公决；7.钱庄不愿意受财政部的检查、不必造具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等表，这最没有道理，是无理取闹，立法院决不能允准；8.钱庄提出营业时间不能限制，银行法中有但书，可以在营业必要时延长。马的结论非常明确：银行与钱庄都做收受存款和放款的买卖，都做生金买卖，既然性质相同，才括在一起的；此外，银行法也没有把钱庄视为银行附属物之意，所以无单独起草钱庄法的必要[17]。5月28日，商法起草委员会讨论，邀请财政部代表列席，最后认为“钱庄性质及营业情况，与一般银行大略相同，理应归纳于银行法范围，殊无另订专法之必要。惟银行法所规定之限制，不无一时难以施行之点，拟于起草银行法施行法时，酌量补充，以资调剂”。6月6日，根据商法起草委员会的审查结论，立法院决定不另起草钱庄法[18]。上海钱庄业的意见实际上被南京政府最终否决了。
    嗣后，上海钱庄业仍有过不同的意见，如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谈到：虽然银行与钱庄性质上实际大同小异，但银行均为有限公司组织而钱庄均负无限责任，资金不足时，股东必须随时垫款以应需求；此外，银行历史至多为四五十年，钱庄已有三四百年，马寅初先生系银行家，对于钱庄不免有隔膜之处，发表之意见或系一方面之观察。他仍希望另订钱庄法，并称待钱业公会将开会详细讨论，陈述理由以便再呈请立法院另订。另一钱业人士王延松也指称马寅初的主张系以银行为出发点，实际上“银行在今日之中国尚在萌芽时代，未能适合农业商业上经济流通之必要”；本人急盼政府在该业续行请求时，予以采纳，即为另订，庶不使钱业勉强援用银行法，感受削足适履之苦[19]。但是上海钱庄业已不复向南京政府提出原先那样措辞激烈的请愿，钱庄业遵循《银行法》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
    另行起草钱庄法的主张，表明钱庄业不愿退出其在金融业中的传统优势地位。《银行法》的颁布，国民政府坚持以《银行法》统辖钱庄业，不向钱庄业作出让步（注：1947年国民政府正式颁行的《银行法》（通常称新《银行法》），共10章119条，其中专设了“第七章钱庄”，共6条（第93-98条），规定：“凡按照各地钱业习惯，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者，为银行。”钱业实际上还是未能获得独立于银行业之外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在银行与钱庄业两大金融势力的较量中，银行业作为中国金融近代化代表的地位，已得到法律的确认。这可说是银行业和钱庄业在解读《银行法》时必然得出的共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