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围绕《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和《银行业收益税法》之交涉
    关于《银行法》的风波刚刚平息，上海银行业与国民政府之间又围绕《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和《银行业收益税法》展开了交涉。
    《银行法》是关于银行业的综合性法规，对于兑换券发行并无具体限定。但是，国民政府旋即通过单项法规，宣布将征收发行税；同时又颁布《银行收益税法》，直接对银行的利益予以限制。1931年7月初，财政部把征收银行兑换券发行税的提案及《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草案》呈送行政院并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财政部认为，兑换券发行税东西各方创立已久，一方求币制政策之贯彻，一方谋国库收入之增加，用意至善，国民政府“自应参酌世界先例，审度国内现情，举办兑换券发行税”。提案列举了开征兑换券发行税的三项理由：1.各银行发行兑换券须得政府特许权，其获得利益之原因无非凭借公权之结果。各银行既因国家权力享发行之利益，自不可不对于国家尽纳税之义务；2.所拟课之税仅为保证准备部分，而于现金准备部分特从宽免，是按准备种类之性质而定税金征免之标准，揆诸事理，洵属持平；3.征收手续简便，各银行发行兑换券发行之额本有册籍可考，兹定每年征收一次，在征收机关既易勾稽，在纳税商民亦多便利[20]（p20-21）。8月1日，国民政府同时公布了《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和《银行收益税法》。《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共9条，规定凡国民政府特许发行兑换券之银行，应完纳兑换券发行税；银行发行兑换券，应具十足准备，以六成为现金准备，四成为保证准备；发行税税率以保证准备额为标准，定为百分之二点五，其现金准备之部分，免征发行税[21]（p372）。《银行收益税法》共8条，按照纯收益额占资本额的比率，税率分为百分之五、百分之七点五、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十五；另规定：“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设立之银行免征收益税，但官商合办之银行不在此限。”[22]（p875）
    上述两个法规都是自公布日起施行的，上海银行界当即大哗。当时全国兑换券发行银行的总行都集中在上海。8月17日，中国、交通、中南、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浙江兴业、中国垦业、中国农工等发钞行联名致电财政部长宋子文：征收兑换券发行税，“兹事直接影响各行营业，间接牵动金融市面，颇多窒碍难行之处”，并拟举派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交通银行董事长卢涧泉等为代表，向财政部钱币司司长徐堪接洽，还准备向宋子文“面陈苦衷”。实际上，受征收发行税影响的远不止这几家有发钞权的银行，如中南银行实际上是北四行联合发行，浙江兴业银行亦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着十分密切的利益关系。但是国民政府并不打算轻易作出让步。宋子文得悉上海银行业对开征兑换券发行税不满，便电徐堪：“徐司长可亭览：筱电悉。钧密。征兑换券发行税，势在必行，文已抱决心。请告涧泉、淞荪两兄（注：涧泉，即卢涧泉；淞荪，即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予以协助，勿令文为难。子文筱。”[23]
    就在上述各发钞行致电宋子文的同时，上海银行公会亦发表了不同意见。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向报界谈到：本市各银行对收益税一事，认为税率过高，吾国银行实难担负，即收益税之税额最高者日本，只不过3%。他提出收益税应与营业税一律，以千分为单位，使银行界力能胜任；此外，中外商银行务须一律，“苟只就华商银行征收，而忽视外商银行，是不啻为外人操纵吾国金融之机会也。”林康侯还对《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提出异议，称世界各国虽有此则，然只就各银行发行额之超出部分征收；中国政府对银行发行额虽未限制，但银行界均能自顾信誉，迄今全国钞票额总共才5万万元左右，“若以财部现颁之章程征收，是与各国之兑换券发行税性质既已互异，且与营业税之一物不得两征，亦所抵触，故全体主张，关于此事，拟请财部勿予举办，以维萌芽时代之中国银行界”[24]。可见，虽然宋子文不希望上海银行业与他“为难”，但在重大经济利益问题上，银行业不会轻易罢休。
    但是财政部的态度依然难以通融。1931年8月25日，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训令上海银行公会，并附抄发《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和《银行业收益税法》各一份，令抑遵照并转行各行一体遵照[25]。
    由于财政部没有及时对银行界的呼吁作出回应，9月11日，上海市银行公会正式呈文财政部，提出了较具体的意见。
    关于收益税法的要求是：1.洋商与华商银行应同时征税，而其税率华商须较洋商为轻；2.中央及地方政府旧欠银行债务应同时加以整理；3.应请援照营业税条例，以千分为单位；4.银行总决算为一年一度，征税亦应改以年计；5.纯收益额应以各该银行营业报告为准；6.税法第七条漏税处罚一项，应明白规定，如银行决算时提存公积金减轻证券市价折扣等等，倘经评议委员会审定时，是否亦认为违法而予以惩罚。
    关于银行兑换券发行税的意见是：1.发行亦银行业务之一，其利益包括于收益之内，既课收益税，复课发行税，实有复税之嫌，且与营业税法所载于正税之外不得有附加税似有抵触；2.发行税有流动性，课税殊无标准，似应设有限制，例如发行超过法律规定之某种限度时，就其超过之部分课税，或遇现金准备跌落至百分之四十以下时，就其不足之数课税；3.保证准备大都以中央债券充之，一经征税，发行额势必低落，债券因之呆滞，影响国家财政颇巨；4.洋商银行如不征税，外钞将重行充斥市面，侵损主权，动摇金融；5.制造兑换券费用日巨，而现金准备常在六成以上，利息极薄，今复课以重税，坏行势必提高放款利率，以图补救，设工商业不能得到低利资金，殊阻碍国家经济之发达。
    银行公会的结论是：“对于收益税原则上尚有可勉力承认之处，惟条例方面应请转呈行政院俯赐修正。至发行税，实有复税之嫌，且恐因此减少社会资金供给，阻碍实业前途之发达……窃为政府自北伐告成以来，数年间剿匪戡乱，征讨频繁，各种商业，间接直接，莫不萧条万状。即银行亦何独不然！今幸政局渐定，郅治可期，是正与民以修养生息之计，培其元气，犹虞不及。若复在此青黄不接之际，遂课以重税，竭泽而渔，其何能堪。在国家财政上不过土壤细流之助，而银行业如蚊负山，将永无进展之望，而坐令洋商银行乘时而入，得遂其侵略之阴谋，为丛驱雀，言之痛心。总之人民对政府有纳税之义务，银行亦属百业之一，自当与百业同其甘苦，否则如有畸重畸轻之处，固为银行业所不敢承度，亦非出于政府体恤商艰之本心。”[26]
    但在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看来，征收兑换券发行税不仅是利益的再分配，而且是对非政府银行发行权进行限制的一种手段。南京当局较早就认识到，必须对一般银行的纸币发行进行监控。只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在整个兑换券发行额中所占的比例也还很小，因此对于原先经北京政府批准获得发行权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显然不宜随意承消其发行权。经过参酌研究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财政部才提出开征兑换券发行税的主张。按宋子文的说法：“查兑换券发行税东西各方创立已久。一方求币制政策之贯彻，一方谋国库收入之增加，用意至善。我国各银行在北京旧财政部时代，取特许发行权者，不下十有余家。自应参酌世界先例，审度国内现情，举办兑换券发行税。”各银行有因发行兑换券而纳税之义务：“各银行发行兑换券须得政府特许权，其获得利益之原因无非凭借公权之结果。在各银行既因国家权力享发行之利益，自不可不对于国家尽纳税之义务。”《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体现了国民政府限制银行任意发行兑换券的主张，但这种限制又有明确针对性。作为现金准备部分不列入课税对象，而保证准备部分必须加以课税。如果不加区别，也就不利于使各发行银行真正做到现金准备占六成以上。在宋子文看来：“按准备种类之性质而定税金征免之标准，揆诸事理，洵属持平”。[27]（p20-21）
    上海银行公会9月11日提出呈文后，旋即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内和上海的金融局势突变，国民政府便一直未作出明确答复。待到1932年8月中国、交通、中南、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浙兴、中国垦业、中国农工等九家发行银行，联合推举张嘉璈、卢润泉、和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为代表，赴南京向财政部请愿，提交书面呈文，指出在“金融枯竭已达极点”的情势下，“若再科以重税，势将直接影响各行业务，间接牵动全国金融。各行一时之负担，固感痛苦，设因此而引起金融恐慌，其结果有不忍言者。”呈文具体陈述了六点理由：1.就法理而言，各国发行征税制度，关于政府之收益者小，而关于通货之调剂者大，中国通货是否过剩，无可证明，但1931年以来由于长江水灾和外患，工商业一蹶不振，发行亦减至最低点，因此尚无依赖发行税调剂发行之需要。2.“一二八”以来，实业尚赖金融界为之维护，今以课税之故，成本加重，发行锐减，将影响实业之维持。3.发行减少不仅导致实业凋敝影响税源，而且银行本身也将因此力量薄弱，而政府间有急需赖银行押借，银行将自顾不暇，爱莫能助。4.政府债券为银行准备金主要部分，但由于中国债券一再整理，市价不稳，银行不得不核定补足，因而发行每多意外损失，若再骤增负担，何堪重负。5.治外法权尚未收回，外国银行在华发行兑换券若不能使之纳税，则国内银行之发行地位势必为外国银行所攘夺。6.地方政府可借机巧立名目，另行征收。该书面呈文最后要求国民政府“从缓施行”发行税[28]（p89-90）。
    经过交涉，上海银行界明白不可能使国民政府取消兑换券发行税。于是九家发行银行又联名呈文财政部，重申2.5%的税率无法承受，又称理解政府财政之困难，理应在力所能及前提下“效壤流之助”，希望把发行税率减至保证准备的1.25%[29]（p375）。
    上海银行界的力争，终于引起了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的重视。财政部了解到如下基本事实：中国银行应缴纳兑换券发行税款1535574元，交通银行应缴622690元，而根据两行1931年底的损益报告，中国银行纯收益为1837400余元，交通银行纯收益为787500余元，“以此相衡，全年纯益最大如中、交两行者已几尽充缴税之需，其他更可概见。是该银行等所称负担过重，力不能胜，应请减轻照保证准备数百分之一。二五各节，尚属实情”。于是，财政部决定接受上海银行界的提议，把兑换券发行税率降低至1.25%，“于国库收益之中仍寓体恤商艰之意”[30]（p23）。1932年11月12日，行政院公布了《修正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其中第五条为：“兑换券发行税率，依实际保证准备数额，定为百分之一。二五。”[31]（p375）一年多以来上海各发行银行的利益和意见，终于得到了一定的确认。更确切地说，国民政府与有关发行银行经过磨合后，都作出了一定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