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围攻汉城的时候，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官员就多次向柯林斯建议，要求新上任的国防部长马歇尔正式下达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但马歇尔一定要先知道国务院的意见，并呈报杜鲁门总统批准。而这时杜鲁门的心情比麦克阿瑟还要着急。显然，如果在国会选举前能够结束朝鲜战争，对于民主党在国会的席位增加是大有益处的。据顾维钧当时得到的“密讯”，“美国当局鉴于国会选举即将到来，朝鲜战局已有好转，他们希望战争能够很快结束，藉以影响舆论，赢得选票”。[16]于是，美国政府一方面有意制造要由联合国决定联合国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的舆论，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麦克阿瑟准备的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9月27日发出了给麦克阿瑟的第92801号命令：
    你的军事目标是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授权你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两栖和空降或地面作战，只要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没有主要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的军队不得跨进满洲或苏联与朝鲜交界的地域，并且为了政策的缘故，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各道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不得使用非朝鲜人的地面部队。再者，对于你们在三八线南北作战的支持将不包括对满洲城或对苏联领土的空军或海军行动。
    如果在三八线以南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苏联军队时，你应采取守势，不采取任何扩大局势的行动，并向华盛顿汇报。如果你的军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而他们使用了大量的苏联军队，你应该采取同样行动。你不应仅仅因为在目标地区发现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军队而停止在三八线以北的空军和海军的行动。但是，假使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事先声明他们要重占北朝鲜的意图并公开地或含蓄地发出他们的军队不应受到攻击的警告，你应把这事提交给华盛顿。[17]
    这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似乎成了朝鲜半岛前途命运的主宰，他对于命令中要求他把在三八线以北的作战计划呈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指示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企图以此来保持军事行动的最后批准权。但麦克阿瑟还是于9月28日呈报一份作战计划。麦克阿瑟的电报说：如果北朝鲜武装部队不按照我将在1950年10月12日发表的声明无条件投降，我将进入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完成将其消灭的军事目标。麦克阿瑟的计划是派遣第八集团军在西岸经开城和沙里院一线前进，夺取平壤，派遣第十军在东岸元山实施两栖登陆。电报还说，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或中共的主力部队已进入朝鲜。[18]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29日批准了这项计划。同一天，国防部长马歇尔给麦克阿瑟发出一封密电，告诉他不要声张，一切行动可以先斩后奏。
    第二天，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授权麦克阿瑟便宜行事而不必声张。麦克阿瑟在9月30日的电报中说：“在军事上，三八线不是影响我们使用部队的因素，我的部队的后勤补给是妨碍我们迅速推进的主要问题。为利用敌军的失败，我们的部队随时可以越过三八线，进行试探性进攻或占领当地的战术目标。你们了解我在北朝鲜总的战略计划。在敌人投降以前，我认为我们在整个朝鲜都可以进行军事行动。”电报最后要求发表一个声明公布他的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到电报后，对于“我认为我们在整个朝鲜都可以进行军事行动”这句颇有含义的话--这意味着美军也可以到达鸭绿江边--[19]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马歇尔当即回电告诉麦克阿瑟，“发表一项这样的声明是不明智的”。相反，电报指示他务必“继续进行作战行动，不要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声明，让行动去说话吧”。回电再次强调说，“我国政府希望在击败朝鲜部队的任务完成之前，避免在三八线问题上闹出一场风波”。跟随麦克阿瑟多年的惠特尼将军后来回忆说，这一电文的含义让麦克阿瑟“大吃一惊”，但他“很欣赏总统本来的意图是给联合国中其他各国政府来个既成事实”。[20]
    于是，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了。虽然几个月来白宫和五角大楼各部门就这个问题经历了反复研究和激烈争吵，进行了详尽的论证，甚至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使上述一切努力显得毫无意义。与军事家们取得的胜利相比，政治家们的议论要逊色得多。其结果不知是军事指挥了政治，还是政治利用了军事。
    麦克阿瑟或许不知道，就在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电报频繁往来的时候，联合国大会正在开始讨论有关越过三八线问题的议案。美国当然知道无法在联合国大会直接提出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因为苏联代表这时已经回到成功湖，而一张否决票就会使在三八线以北地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丧失贻尽。所以，美国政府一面指示麦克阿瑟不声不响去做他想做的事，一面说服以英国为首的八国提出了一项提案。提案要求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局势的稳定，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选举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朝鲜政府。[21]美国政府似乎为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找到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这一提案中包含着的一目了然的用意，是允许联合国军使用武力占领北朝鲜，从而实现朝鲜的统一。[22]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八国提案的当天，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队大举向三八线以北挺进。同一天，鉴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可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五角大楼向杜鲁门提出建议，要求修改9月27日给麦克阿瑟的命令。该建议经杜鲁门批准后于10月9日作为命令发给麦克阿瑟：
    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23]
    这道命令最后敞开了麦克阿瑟在北朝鲜采取任何行动的大门，除了对中国境内目标的攻击要得到华盛顿首肯外，在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权力已经由白宫和五角大楼转移到麦克阿瑟手里。这是辉煌军事胜利引发的结果，却反过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美军越过三八线本身已经铸成大错--引起中国出兵介入战争，而允许麦克阿瑟自行其是更使得这一错误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盲目地发动“感恩节攻势”，实际上成为与中国军队的大决战。
    这场“悲剧性的错误”的本质就在于美国的军事行动把朝鲜战争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美国政府彻底改变了以前确定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从反击、重新恢复三八线分界，改变为进击北方、抹掉三八线分界。二战后几年美国通过外交手段没有达到的目标，或者说美国原已准备完全放弃的目标，现在眼看就可以实现了！然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美国人忘记了他们最初讨论这个问题时想到的限制条件和制约力量--苏联或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
    影响美国决策的制约力量
    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越过三八线问题讨论的历次文件看，影响美国这一决策的制约力量绐终是苏联或中国军队是否会出兵参与朝鲜战争。固然，盟国的态度也是美国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看做是西方集团的内部事务。苏联和中国这两种制约力量对美国越过三八线的军事举措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但美国政府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两种制约力量都不会发生作用。
    华盛顿在卷入战争之初就十分注意观察苏联的动向。如前所述，对苏联意图的判断是美国决策的重要因素和首要因素。同样，当战局发展转为对美国有利，华盛顿在考虑越过三八线问题时，也非常关注莫斯科的一举一动。
    尽管实事上斯大林同意并援助了金日成对南方计划，[24]但是，斯大林决心只在幕后导演这次行动。战斗一旦打响。苏联便将采取置身局外的超然态度，特别是在表面上，尽量避免给人造成任何苏联在背后支持北朝鲜的印象。战争爆发的前五天，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金日成要求提供进攻和登陆用的舰只，并需要十名苏联顾问驾驶这些船只。6月22日，斯大林回电拒绝了这些要求，认为这样做为美国干涉战争提供了借口。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北朝鲜军队中的顾问人员。斯大林对此解释说：“我们的顾问继续呆在那儿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俘，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25]当朝鲜人民军的迅速进攻开始受阻时，7月8日金日成用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请求苏联派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到人民军前线参谋部和第二集团军参谋部，“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还不能胜任指挥现代化军队作战的任务”。在此之前，什特科夫在与金日成的交谈中曾允诺，劝说莫斯科同意这一请求。斯大林在回电中严厉指责什特科夫：“你们应该明白，你是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朝鲜政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已直接出面请求，斯大林还是同意了这一要求，但他指出，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派去的，以免在他们万一被俘时，造成苏联在军事上卷入这场冲突的印象。[26]
    固然，这些内幕情况当时美国的情报机构不可能获知，但苏联表面上作出的姿态却是白宫分析莫斯科的意图和动向的基础。如苏联6月29日照会宣称“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在战争开始后迟迟没有返回成功湖，莫斯科对一架苏军轰炸机在朝鲜附近海域被美国空军击落保持沉默态度等等。这无异于告诉美国，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兵干预朝鲜问题，这个制约力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美国的判断是不会错的。
    7月28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报告说：从苏联报纸或官方声明中，看不出苏联会在形势不利于北方时作出反应。苏联小心地不把自己的威信押在朝鲜这场战争上。柯克认为，当北方到了紧要关头时，苏联也不会自己出兵来打或让它能支配的军队出来打。柯克的看法的确很准确，尽管如此，他仍劝说白宫不要越过三八线。[27]9月26日杜鲁门还接到报告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认为苏联主要是在宣传上下功夫，也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寻衅以分散西方的注意力，但不会为找回面子和消除威胁而打一场总体战争。[28]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白宫决定越过三八线的过程时表明的那样，美国决策的基础就是因为确信苏联不会出兵干预朝鲜冲突，甚至也不愿作出任何有这种表示的姿态，虽然仅仅这种姿态就会形成一种制约力量。
    如果说美国对莫斯科的态度十分关注，判断也非常正确的话，那么对中国的反应却十分轻视，判断也是非常错误的。战争之初，白宫一方面认为中苏结盟后，北京是听从莫斯科调遣的，因此苏联的态度就可以表明中国的动向；另一方面认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的军队经过多年征战，不堪再战，况且对手又是拥有最现代化装备和海空绝对优势的美国，因此，中国必不愿出兵。然而，这是一次绝大的判断失误。布雷德利回忆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对中共对我们越过三八线的反应做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军事顾问们的职责是判断敌人的能力，而不是它的意图。在这件事上，我们这些参谋长们让自己过多地受到了对中共意图各种判断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们现在指出的，做出这种判断的那些人对此众多的明显的警告信号视而不见，因而就难免会做出大错特错的判断。”[29]
    布雷德利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一般说来，军事上应对对手的能力做出判断，而政治上则应对对手的意图做出判断。但是，政治判断往往影响军事判断。因此，政治上对意图判断的错误也就导致了军事上对能力判断的错误。对于中国是否会出兵参与朝鲜战争的问题，美国的判断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仁川登陆前，美国对这一问题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其分析大多集中在对中国意图的判断上，即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判断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仁川登陆以后，尽管中国从各个方面发出越来越明显的警告信号，但美国基于前一阶段的政治判断，对于中国的警告却置若罔闻，甚至不重视去做军事能力的分析。
    美国在政治上对中国意图判断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由于战争前夕中国与苏联结成了同盟关系，在白宫看来，这表明中国正式加入了苏联集团。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美国认为既然苏联不愿因战争扩大而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或世界大战，那么推论的结果必然是不允许中国大规模卷入朝鲜的军事冲突。布雷德利回忆说，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认为，使用中共部队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政治上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对中国可能干涉北朝鲜的看法同对苏联可能干涉北朝鲜的看法是一样的：这可能预示着俄国人正向世界大战迈进”。[30]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提供过许多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的报告，不过10月12日的一份报告得到了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情报部门的一致赞许。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虽然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仍有可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干预，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中国大概不可能在1950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朝鲜人进行秘密支援。”[31]
    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对于中国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关注点与其说在朝鲜，不如说在台湾。美国认为，即使中国出兵，其矛头也是指向台湾，而不是指向朝鲜的。国务院就有这样的看法：中共极有可能不论朝鲜战况如何而在8月进攻台湾。[32]军方的看法也是如此，如布雷德利所说：“我们认为北朝鲜发动的战争是莫斯科挑唆的，因而这是俄国人的问题，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这样，我们认为苏联比中国人干涉北朝鲜的可能性更大。假如中共打算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的话，以台湾为目标的可能性较大，我们认为中共不会轻易插手，帮助俄国解决北朝鲜的问题。”[33]正是由于担心因台湾问题使美国与中国本来已经破裂的关系进一步激化，当麦克阿瑟在8月初与蒋介石在台湾会晤后，杜鲁门十分惊慌，急忙于8月6日派哈里曼做为特使去东京见麦克阿瑟。据哈里曼回忆，行前杜鲁门交待了两件事：第一，告诉麦克阿瑟不要和蒋介石搞到一起，从而把美国拖进和大陆中国作战。第二，只要可能，就满足麦克阿瑟的一切需要，以免他向蒋介石伸手。[34]这也说明美国当时对中国军队动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台湾方面。
    美国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参与朝鲜战争，一方面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引起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例如，在中国对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并进行轰炸提出抗议后，美国政府同意联合国对此进行实地调查，并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把这一建议转达给中国政府。同时，美国还通过潘尼迦向中国表示：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满足。[35]此外，对于中国政府在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的强烈反应，美国政府也很关注。于是，大概是出于安抚北京的目的，杜鲁门在8月31日的记者执行会上，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撤离台湾。[36]杜鲁门在麦克阿瑟下发仁川登陆计划的第二天，便公开谈论从台湾撤出第七舰队问题，显然是要给中国政府传递信息，预防中国对美国越过三八线问题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当时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