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情况表明，美国在朝鲜战争初期的确很担心中国出兵干涉朝鲜问题，但经过分析，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会出兵。仁川登陆的成功以及联合国军随后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极大军事优势，使得美国人认为他们越过三八线并最终胜利地结束朝鲜战争，已经近在咫尺，唾手可得。这时，白宫，特别是五角大楼，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也不那么重视了，甚至对于中国的多次警告也充耳不闻，满不在乎。不仅如此，在仁川登陆前后，各方面的情报和分析，已经使美国政府确认，中共军队在短时期内不能向台湾发动进攻。早在8月8日，凯南就向艾奇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在未来的六周内，他们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如果这种企图在此期间不能实现的话，从目前情况的发展来看要再予实施便根本不可能了”。[37]随后不久，哈里曼访问东京回国后向杜鲁门汇报了麦克阿瑟的看法。麦克阿瑟确认，中共军队目前不会进攻台湾，他得到的情报和照片都说中共军事力量没有高度集中。[38]按常理分析，既然中国军队不可能进攻台湾，那么，如果中国在军事上要有所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只能在朝鲜半岛了。况且也确实有这种消息不断传来。然而，沉浸在胜利欢乐之中的美国人没有重视这一点。
    9月21日，即仁川登陆后第六天，华盛顿便收到驻印度大使哈德逊的绝密电报，说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后认为，如果美国军队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中国可能会介入。[39]9月24日，《纽约时报》刊登来自香港的快讯说，中国人正在议论朝鲜战争，讨论万一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的对策。记者还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队在鸭绿江边界进行部署”的情况。对于中国官方公开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些朝鲜籍士兵已经回国参加战斗一事，报纸评论认为，这是“有意警告：如果联合国军推进到中国东北边境，中国军队也将开进朝鲜”。[40]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潘尼迦共进晚餐时告诉他，中国人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人一直打到中朝边境。两天之后，这一消息通过英国外交官传到美国国务院，但国务院一致认为，“这不过是中国恫吓威胁的宣传而已”。[41]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严正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42]对于这些消息、传闻和公开报道，美国官方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10月3日美国国务院收到从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新德里等许多地方来的电报，都报告了同一件事：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于当日凌晨召见潘尼迦，并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行动。杜鲁门却认为潘尼迦只是共产党的传声筒，而周恩来的恫吓是为了阻止联合国通过即将表决的八国提案。艾奇逊虽认为这是一次重要警告，但又说“这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43]同一天，荷兰外交大臣斯蒂格对美国大使说，根据可靠的消息，中国正在准备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第二天荷兰又通报美国，荷兰驻北京的代办认为中国不想打仗，但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深入北方，则中国可能会在“情急时”采取行动。[44]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根据潜入中国东北的国民党特务提供的情报报告说，比较准确地获得了沿满洲和北朝鲜边界的中共军队的数量和部署。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情报与其他情报一起，出了明确警告：共产党的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45]
    然而，面对这一系列的警告和消息，美国政府竟然无动于衷，这的确令人感到奇怪。很难用一句话来解释美国政府为什么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采取如此漠然的态度。这里既有对东方式的交际手段和信息传递手段的不理解，也有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估计不足；既有对中苏关系状况的错误判断，也有对中国高层领导意图的盲目认识。总的说来，到1950年10月旬，即北京正在紧张地讨论如何出兵抗美援朝，入朝部队已经整装待发的时候，华盛顿还陶醉在那种胜券在握的狂妄和喜悦当中。在政治上，美国依然认为苏联不敢，也不愿让中国冒险参与战争。在军事上，美国依然认为中国军队根本无法与美国军队作战，所以不会出兵。
    这时美国的状态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管有什么消息和劝告，就是不相信与中国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甚至可以怀疑，是否有人有意要造成这种局面。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受命挥师北进的前提就是中国没有出兵，也没有将要出兵的正式声明。因此，麦克阿瑟宁可相信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眼看到手的全面胜利以及由此得到的荣耀，绝不能因为一些消息和传言而成为泡影。对于杜鲁门来说，到这个时候，似乎也愿意接受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如前所说，赢得全面胜利而结束朝鲜战争对于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的地位关系甚大，而政府又绝不能承受一旦中国出兵而招致的判断失误的指责。这或许是杜鲁门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后兴师动众跑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晤的真实目的。
    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三八线一带冷静下来，认真清理一下被胜利冲昏了的头脑，对问题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其后果或许也不会像实际发展的那么糟糕。然而，狂妄骄横的麦克阿瑟却不顾一切地大举向北推进，甚至违背了9月28日作战计划中关于美军不进入中朝边界的原则，而直奔鸭绿江边。当韩国第三军第六师饮马鸭绿江时，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发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同时，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恰恰是中国军队的大规模介入，使美国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美国政府不得不饮下他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
    注释：
    [1]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据1956年英文版译，第405页；《美国外交关系》，第1卷（Foreige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1,）第327-335页。
    [2]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据1983年英文版译，第724页；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据1991年英文版译，第83页。
    [3]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据1969年英文版译，第305页。
    [4]《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386-387页。
    [5]《艾奇逊回忆录》，第305页。
    [6]《艾奇逊回忆录》，第305页；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724页。
    [7]《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449-454页。
    [8]《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458-461页。
    [9]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24页。
    [10]《艾奇逊回忆录》，第306页。
    [11]彼德·卡尔沃科雷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658页。
    [12]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4-95页。
    [13]《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646-650页。
    [14]《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712-721页。
    [15]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57页。
    [16]《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155页。
    [17]《艾奇逊回忆录》，第307-308页。
    [18]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374页；道格增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第261页。
    [19]事实上后来麦克阿瑟正是这样做的，而且以事先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而没有遭到拒绝为由来为自己辩护。
    [20]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5页。
    [21]南韩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中共军参战及联合国军重新反攻）》，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30-33页。
    [22]后来艾奇逊本人也承认：“这个决议案代表了8月中正在国务院远东司和联合国司形成的意见，并因仁川的成功发展了一大步。……这个决议案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它鼓励麦克阿瑟将军进一步采取冒险主义所引起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经过透彻的考虑，而且这个决议案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把已在前文谈到过的凯南备忘录所提醒的困难与危险掩盖起来了。”见《艾奇逊回忆录》，第310页。
    [23]《杜鲁门回忆录》，第432页。杜鲁门回忆录说该建议是他本人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的，但布雷德利说这一说法不准确。还有文件说明这一建议是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起草的。见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741页；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24]近几年俄国公布的原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大量秘密档案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5]《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534页。
    [26]威萨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美国与东西关系》杂志第2卷第4期（1993）第498页。
    [27]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7月28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05页。
    [28]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9月26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10页。
    [29]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28页。
    [30]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1页。
    [31]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据1982年英文版译），第325页。
    [32]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8月17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07页。
    [33]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1页。
    [34]海勒编：《朝鲜战争：25年以来的看法》，劳伦斯出版社1977年版，第26页。
    [35]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岐--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据1986年英文版译），第204-205页。
    [36]《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2页。
    [37]《美国外交关系》，第1卷，第363-364页。
    [38]《杜鲁门回忆录》，第420页。
    [39]《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712页。
    [40]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据1971年英文版译），第118页。
    [41]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331页。
    [42]《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43]《杜鲁门回忆录》，第431-432页。
    [44]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10月3日、10月4日。转引自华庆昭前引书，第211页。
    [45]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