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党内民主生活出现有利形势。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对国际共运带来消极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也带来极大的思想解放。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成为各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主流。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在3月中旬和4月初召开的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政治局会议中，党的领导集体多次讨论这一问题，在党内形成了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氛围。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思想也在转变。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产生很大兴趣。2月14日，他也开始听取国务院各口的汇报，在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他逐步改变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如，在2月15日的汇报会上，他曾提出：钢1962年生产1300万吨，1967年生产2400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是否可以生产4800万吨，我们就是这样一翻加一翻的增长。2月18日，他又提出，目前高潮中的问题，应该变成压中央、压国务院。不要求个人利益，忘我劳动。去年下半年，今年整年，要变成一个改革的年，很革命的两年，包括八大在内。但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他对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学习苏联经验等问题有了新认识，思想逐步趋于实际。4月20日，他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指出了由于提出又多又快，可能产生盲目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些认识基础上，产生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最重要代表作《论十大关系》。这就使中央领导集体的认识统一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轨道上，八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召开的。
    然而，人的思想认识发展又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过程。就在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当他听到参加会议的有些省市负责人反映，今年增产大有希望，现在大搞基本建设的风气已经过去的情况后，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1956年预算追加基建投资20亿元的建议。由于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反对，毛泽东的建议没有通过。5月2日，毛泽东离京到广州继续调查研究，直到6月4日返京。在此期间，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据薄一波回忆：“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预算报告问题。就是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34页。）胡乔木也回忆说：“大约在5月下旬，由少奇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制止急躁冒进，通告各部委各省市区压缩基建规模，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由少奇同志提出要中宣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注：乔木同志谈1956年反冒进和1958年批反冒进的一些情况，1982年11月4日。）6月1日，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注：陈清泉、宋广谓著《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43页。）6月3日，由财政部起草、提交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已根据5月中央会议精神写上了这一方针。（注：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可见，至少5月下旬，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已在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成员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6月4日、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具体贯彻和完善这一方针，调整压缩1956年度的预算计划，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准备。6月16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后，《人民日报》发表《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社论，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6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由中宣部按照刘少奇指示起草、由刘少奇和胡乔木进一步修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通篇贯串了刘少奇在1956年上半年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考，特别是把问题提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来克服各级干部思想方法中的片面性的高度。这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反冒进的力度，遏制了1955年下半年反右倾保守以来在全国形成的急躁冒进情绪，使党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复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
    八大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当时虽然不赞成反冒进方针，但他服从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坚持并按照这一方针领导了八大主要报告的起草工作。他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大多集中于国际形势、对外政策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总结。对周恩来二五计划任务和建议的修改，毛泽东当时也比较稳妥。这就保证了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使八大开成了一个全党团结一致，积极探索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大会。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八大路线的核心，是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刘少奇接见罗马尼亚大使布洛尤的谈话和他修改八大政治报告中第一部分《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手稿，反映了刘少奇在制定这一路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刘少奇与罗马尼亚大使布洛尤的谈话，是在1956年7月13日进行的。这时正值八大召开前夕，刘少奇的谈话反映了他在起草政治报告时的思想。他在谈话中，正确分析建国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巨大胜利，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这一分析符合当时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基础之上的。他曾在1955年11月指出：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决定胜负的斗争，消灭资产阶级决定的一着就是这个全面的公私合营，当然，以后还有与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但改变所有制是一个起质的、决定性变化的斗争，像淮海战役一样，这也是谁战胜谁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在三个问题上解决：一个农业合作化，一个手工业合作化，一个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这就是刘少奇《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这篇手稿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