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长期负责党的建设的领导人，在八大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上，对执政党的建设没有提出一个比较适当的稿子，刘少奇是不太满意的。“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想好，想睡也睡不着。”（注：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70页。）9月上旬，刘少奇在对政治报告前5部分作最后修改的同时，对“共产党”一节进行重大修改。他增写的部分共计14页手搞，计6千余字，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
    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刘少奇总结党执政以来反对党内腐化现象的斗争，尖锐而坚定地指出：我们党能够克服党内的腐化现象，“只要我们党经常进行反对这些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贪污腐化分子清除出党，保持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纯洁，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经常接近劳动人民，接受劳动人民的监督，使他们的生活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有过大的悬殊，我们的党就是不会腐化的。”刘少奇在40多年前提出的防止党腐化的这些措施，在大力反腐倡廉的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思想在正式的政治报告中没有被完全吸收。
    对党面临社会主义新形势如何避免犯重大错误的问题，刘少奇也鲜明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苏共二十大后，各国共产党都在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在革命和建设中犯错误。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刘少奇由于他所处的特殊领导地位，对这一问题似乎有更深的警觉。他在1955年春约集各省市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曾指出：合作社运动“如果今年再像去年那样发展，是冒险的”。结果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非但没有停止发展，反而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和更高程度的合作化运动。1956年5月8日，刘少奇在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布置人大代表下去视察时，就在肯定社会主义改造有一个飞跃前进的同时，指出：农业合作化里面有很多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方面也是这样。“现在我们最大的缺点，在中央来讲，就是不够了解情况，下面的情况很多，我们就是不清楚，不了解。我看我们在中央负责上面工作的人应该警惕这么一个问题”。就在这次修改政治报告关于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时，他还作了这样的改写“如果我们任意地加以提高，我们就会有从前进得过快的车子上跌下来的危险，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注：刘少奇修改处为仿宋字。）出于这种使党避免犯错误的考虑，他在这份手搞中“告诫我们的一切干部和党员，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原则，进行调查研究，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使我们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否则，我们很有可能犯错误，以至犯严重的错误。”经过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回过头来看，刘少奇当时的告诫是切中时弊的。
    刘少奇在这一手稿中，还努力想在党内淡化个人迷信，提高党内民主的氛围。刘少奇在七大是大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这是历史的需要。然而建国以来的实践，使他感到党和国家民主生活中已经产生一些过分夸大个人作用的倾向。1954年4月，他在一份文件的批注中，指出了“过分宣传个人作用”的现象。5月，他又向党内高级干部批转了苏联共产党在宣传工作中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重视党的作用的几份文件，并在批示中强调：这几个文件所说的问题，“中央认为十分重要，我党高级干部必须注意”。这次陆定一在修改稿中，把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没有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领导的功劳。刘少奇认为这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他以自己多年的党内斗争经验为基础，在修改手稿中，一方面肯定毛泽东领导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他们对于机会主义的识别能力，是主要的决定关键。”他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指出领袖也可能犯错误的问题。
    刘少奇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大大提高了原来稿子的理论深度，为正式报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9月8日，这部分手稿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后，毛泽东于10日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等商谈这部分的修改。之后便由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进行重新改写，直到13日晚提交七届七中全会通过，刘少奇没有再参与对这部分的修改。（注：9月14日早上6点，毛泽东审阅陈伯达、胡乔木的修改稿，指示：“‘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他这时已忙着接待来参加八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