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了“文革”再发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民主的破坏更加严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能参与中央常委名单的拟定。多数人虽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慑于形势，无法反对。当然，也有不少人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和信服，盲目追随。归根结底，这也是党内缺乏民主造成的。如果能够允许对毛泽东过去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盲目崇拜将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发动“文革”的决定仍然是以投票方式通过的，因而也就有代表党的名义，对广大群众具有的强烈号召力。 其次，在一个时期里，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失去了领导作用，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也遭受打击排斥。党的领导，就其形式来说，是通过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件、社论文章这样一种名义宏观控制，而具体领导的“三支两军”解放军、工人宣传队、革命委员会等，都只是取得了这样的名义，不能替代党的各级组织。 “文革”的第三个特点，是“有群众广泛投身其中的极为错误的政治运动”。《决议》有关“文革”一段内容在提到“群众”时用的是“被卷入”一词，执政党总结错误教训时承担主要责任，是完全适当的。但是，从全民族总结教训的角度考察，群众在“文革”中的地位，决不仅仅是被动的。至少在前三年，有相当多的人是主动投身其中的。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有过几段评论：“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注：毛泽东1966年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大会的讲话；1967年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回想当年那种表面上波澜壮阔的动辄成千上万群众自发集会游行和“全面内战”的场面，观点不同导致家庭辩论不休、夫妻反目成仇、父子脱离关系、好友分道扬镳的奇特景象，他所说的广度和深度当属不谬。群众为什么会在运动之初以相当大的热情投身于这场损害人民利益、导致极大灾难的运动呢？过去对这个原因的分析研究是不够的。 “文革”爆发之初，驱动各个阶层、各种人物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心态投身其中的因素大致有几种： （一）极端的政治斗争教育造成群众盲目的参政热情和意识。一个时期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的宣传和教育，深深影响着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加上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党热爱的朴素感情，使他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错误判断，认为国家随时可能出现复辟、倒退。因此，他们视“保卫红色江山”为己任，响应党的号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造反”。带有这种心态投入“文革”的，占参加运动的群众的绝大多数。“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一般成员，都属于这种状况。对此以往一般论述都已指出，可以不再多论。 （二）历次“阶级斗争扩大化”政治运动积淀下相当尖锐的社会内部矛盾。1957年以来，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其他运动，造成人民内部、社会内部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紧张状态，积蓄了不满情绪和不少冤、假、错案。邓小平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毛泽东提倡的矛头向上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使这些矛盾在“文革”时期以否定过去的形式爆发出来，形成了群众与干部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新的尖锐对立，出现了一种和历次政治运动截然相反的怪异现象：过去的积极分子--党的基层干部和老工人、党团员、劳动模范，往往在“文革”中成为坚持“反动路线”的“保守派”；而过去被压抑的一些人，却成了坚持“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尽管当时大多数人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实际上他们的分歧也是对新“阶级斗争”论断的认同与否。 这里举出一些性质不同的例子：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后第一批响应号召带头起来造反夺权的黑龙江、山西、山东等省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都不是过去运动的积极分子，而是有着各种“历史问题”曾遭到过处理的干部。还有一些确有严重政治、作风问题受到处理的干部，如四川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在“文革”前期被江青等人鼓动起来，成为四川带头造反制造动乱的主要人物。 无论属于何种性质，在“文革”的条件下起来造反，都只能是使用错误的“阶级斗争”手段来压制打击另一批人。所谓“以毒攻毒”只能使原本潜伏的社会内部尖锐矛盾更加激化，被一些为实现个人权力欲望而煽风点火的造反派野心分子所利用。历史已经证明，“文革”的“否定十七年”，并不是纠正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反而是把国家和社会最终推向了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深渊。这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三）对“官僚主义”的错误认识造成的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潮。“文革”前的政治体制确实存在一些弊病，产生了少数干部享有特权、脱离群众、贪图享受、长官意志独断专行，甚至压制打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这些本应该通过改革，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中解决的问题，因民主生活不健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而被扭曲了性质。官僚主义现象被说成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两者的区分是不清晰的。他的个人性格也促成了这种认识，总是倾向于支持小人物，反对大人物和领导层。在1957年整风运动初期，他实际就倡导了反官僚主义的造反精神，不过由于错误的方法很快导致运动失控和国内确实有人反对共产党，使他突然收敛，转而走向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反右斗争。但应该说这是“阳谋”而不是“阴谋”。在“四清”运动中他指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66页。）。 这实际上把分工不同至多是官僚主义作风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 1967年11月，毛泽东在谈到“整党”时说：“文革”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并指出领导干部的问题是：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暮气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支部书记就像个皇帝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