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末期的1975年，他在谈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时说：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还说：一百年、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在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影响下，对照批判苏联特权阶层的“修正主义”（如日本留学生写的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在1969年被大量印刷发行），群众中不少人便认为这些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就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因此积极造反批判。诚然，“文革”中并没有出现多少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火药味已经不够。实际上，当时列举的许许多多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现象，除了正常的社会分工差别被夸大（如指责驻外使馆官员穿讲究衣服、坐豪华汽车等）以外，其他压制群众、脱离劳动、追求享受等现象几乎都属于官僚主义作风性质。
    毫无疑问，“文革”并不是一场以“反官僚主义”为目的的运动，也根本不能起到消除官僚主义的作用。但是，在毛泽东身上确实体现了一些“反官僚主义”动机。因此他在“文革”后期从工农兵中提拔上来一批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副委员长，要他们保留原来的几十元工资、粮票，定期参加劳动，甚至喝茶也要交费，试图以这种表面形式纠正“官僚主义”现象。
    （四）现实存在的经济差别与大力宣传平均主义造成的矛盾。“文革”前，中国“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页。），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农村地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当然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落后状况决定的，但建国后一些经济决策发生错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大跃进”失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城市三千万人被动员下乡谋生，生活困难；经济不发达使城市就业问题更加严重，许多知识青年不自愿地上山下乡；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待遇差别较大，等等。再加上一些政策造成的较明显的生活中的城乡差别、干群差别，一些经济不平等通过政治地位差别反映出来（如一般群众不能进入高级饭店、不能乘坐小轿车和飞机、不能购买特别供应的紧缺物品等）。这些差别今天看来当然不大，更没有形成普遍的腐败现象，只能通过发展生产力来逐步解决。但是当时强烈地宣传平均主义和共产主义，使人们对社会现实产生强烈的反差感。这就造成一些人对“文革”前体制下的相对受益较多者不满。禁止个体、家庭经营和人口流动的僵化体制也使有能力的人没有别的经济发展出路，而“文革”的造反给一些人提供了一个通过改变政治地位谋取经济利益的机会，再加上江青一伙的支持，不少坏分子趁机煽动砸烂原有的规章制度攫取国家资财，于是运动初期就出现了“经济主义妖风”。
    如临时工、合同工组成的群众组织提出“废除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补发工资；造反派逼迫领导干部签字发钱发物；支援外地工人、上山下乡青年组成群众组织回城造反；农民领取补贴进城造反；造反派抢夺银行财物等等，少数人甚至公开提出了“再分配”的口号。这种现象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上海“一月夺权”中特别明显。据当时的材料反映：从1967年1月1日到7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及所属各区办以补发工资、福利费、营养费、奖金、劳动保护用品费、串联费等形形色色名目被迫发出的现金，共达3800万元。同时还爆发了强占房屋、强行回城、自行转正等风潮。从1966年底到1967年1月3日的5天中， 上海被强占的新工房有22000多平方米。 上海三个工业局近两年支援边疆内地的26000名职工中，几天里回到上海的已近20000人。（注：见《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周恩来代表中央明确强调“反对经济主义”之后，造反者的经济要求不能再公开反映，只能通过政治造反、谋取政治地位来实现，但蕴藏在心中的经济目的无疑指导着一些人的政治态度。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湖北等地还发生工人包围银行，要求提款补发附加工资的情况。
    必须指出的是，“党的名义”、“矛头指向执政党内”、“群众广泛投身其中”这三个“文革”的特点，是不可分割的。单独强调其中某一点，都不能正确认识“文革”。
    在“文革”发动30年之际，海外一些人提出了“两个文革说”，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文革’分为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两种，认为前者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后者则是人民大众反抗共产党‘暴政’的‘人民起义’。”对此，金春明教授已经从事实上予以批驳，指出“文革”中并不存在所谓“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注：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笔者对此完全赞同， 撇开个别人的别有用心姑且不论，这里只想从“文革”特点来分析一下“两个文革说”在学术研究中的不合逻辑之处。
    对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反肃反、三大改造、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尽管评价有所不同，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文所列的“文革”三个特点中，“以党的名义”、“群众广泛投身其中”始终是这些运动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因为这些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在“文革”中，上述两个条件仍然存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毛泽东1967年2月曾经严厉批评了那种“彻底砸烂”、 “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指出：“这个运动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尽管在一个时期里，党组织一度瘫痪，但毛泽东、中共中央仍然能够通过“三支两军”解放军、工人宣传队、革命委员会进行具体领导，控制局势。在整党建党中得到恢复的各级党组织，是党能够领导人民依靠自身力量，最终纠正“文革”错误的根本保证。如果如一些人所说，“文革”是“人民大众反抗共产党‘暴政’的‘人民起义’”，那么就决不可能通过相对平稳的措施（如号召大联合、办学习班、制止武斗、复课闹革命等）扭转“全面内战”的局势；更不可能通过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