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政治“低姿态”和经济“高姿态”，是指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历程的基本特征，也是指日本由战败国地位所决定的、有意无意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所谓“低姿态”或“高姿态”，既是客观历史条件和形势所使然的一种状态，又是出自主观的一种指导行动的方针。例如，战后日本一直委身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无疑，这是“政治低姿态”的一种重要表现。它既是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所奉行的一种方针，又为战后日本被迫接受的“不战宪法”，在东西方冷战中的日美结盟关系这样一些客观存在的机制所使然。
    日本长期保持“政治低姿态”，并不意味日本不想或不能充当政治大国。事实上，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中曾根首相在1983年就首次公开提出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政治大国”无疑是政治的“高姿态”，但“政治大国”与“政治高姿态”又并不完全等同。须知，日本主要是以“经济大国”作为“政治大国”的基础的，也就是说“经济高姿态”才奠定了日本充当“政治大国”的基础。更要看到，日本毕竟是一个前战败国家，负有发动过侵略战争的道义包袱，而且仍在不少方面受着一定的约束，这决定了“政治低姿态”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日本的政治现实。
    一
    1945-1955年间是日本战后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是在美军占领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确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并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时期，也是借助美国政策的优惠使经济得以复兴的时期。
    战败的日本跟德国的情况不同，“盟总”并没有对日本实行直接的军管统治，而是保留了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全套统治机构，实行间接统治。日本的最高领导层审时度势确定了利用美苏矛盾、依从美国，以图再起的方针。为此，日本政府起用了一批“美国方面无反感的、无战罪嫌疑的和通晓外交的人”去同美方打交道。于是吉田茂等原亲英美派政治家出任首相。并策划由天皇亲自出马，向美方演出了“政治低姿态”的重要一幕。1945年9月26日，天皇裕仁晋见麦克阿瑟，赢得麦克阿瑟好感。麦克阿瑟作出如下评判：“他的真诚合作和影响对占领的成功是大有关系的。”[①]天皇裕仁的“政治低姿态”为争取美国的“善意”，实现日美合作，克服战后初期的困难，复兴日本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战后初期，日本满目疮痍，生产瘫痪，粮食和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因战败和丧失殖民地，骤然有700多万军人及平民涌回国内，大批人员就业和吃饭问题无着落，困难局面更趋严重。加之1945年是欠收年，城市人口主食定量下降到每天297克，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②]。
    为了克服困难和复兴经济，日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其中重要的是1946年8月建立了权力极大的“经济安定总部”（简称“安总”），“安总”的设立得到了“盟总”的首肯。在克服战后经济困难中，采取对煤炭业和钢铁业实行“倾斜”的政策，即优先为这两个产业部门提供资金，材料设备和人员，以它们的先行启动为龙头，带动其他产业的回升。这一政策使日本经济复兴走上了轨道。同时，在“盟总”指令下自1945年至1947年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民主改革。包括：解散原有军队，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取缔右翼法西斯团体，废除专制，保证妇女和工人的权利，实行经济民主化和教育自由化，解散旧财阀，进行农地改革，制订新宪法等等。这些民主改革成果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战后世界革命大潮以及日本人民斗争的结果，是日本政府被迫采取的“政治低姿态”的结果。新宪法的制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1945年10月麦克阿瑟首次指示日本政府修改旧宪法，拟订新宪法。1946年2月币原内阁提出的宪法草案仅把旧宪法中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最高不可侵犯”，把“天皇统帅陆海军”改为“天皇统帅军队”，其余皆原封未动。对此，“盟总”非常不满，很快提出了由美国按英国议会政治体制的模式制订的《日本国宪法草案》，并让币原内阁“参照”。2月21日麦克阿瑟又对币原讲：“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美国方面提出的草案是绝对必要的修改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天皇的地位。”[③]币原内阁不得不采取“低姿态”以美国草案为蓝本迅速制订出新宪法，并经议会通过。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政府复兴经济的努力并不热心。只是到1948年远东形势剧变，美国开始推行冷战政策时，才转而急于想恢复日本经济以便使日本变成“远东工厂”、“反共堡垒”。为此，美国在1948年指令日本内阁中止“解散财阀”等措施，执行美国制订的“稳定经济九原则”。美国总统杜鲁门强调“日本的经济复兴已成为最高政治议题”[④]。之后，美国对日本的援助于1949年增至4.68亿美元[⑤]。而且援助由原来的救济性援助转变为建设性援助。
    按照《波茨坦公告》精神，盟军完成对日占领目的后应订立和约，结束军事占领，恢复日本的独立。可美国从其反共冷战的“全球战略”出发，决心长期使用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把日本变成远东最重要的反共堡垒。但媾和在即，美国大伤脑筋。对此，日本政府再次采取“政治低姿态”。第一，美国提出的排除中苏等国进行片面媾和的主张，吉田茂首相表示赞同。第二，吉田首相派藏相池田勇人去美国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不便提出美军继续留驻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从日本方面提出这个问题的办法。”[⑥]从而演出日本表示希望美军继续驻扎而美国同意的把戏。第三，日本放弃收回冲绳等领土的主权，屈从美国所坚持的实行“托管”的要求。但吉田首相却拒绝了美方提出的日本应建立35万陆上部队的要求。吉田的算盘是：与其在经济力量尚属虚弱之时重整军备，莫如借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保证日本的安全，腾出手来“专心致志把经济搞上去”[⑦]。可见屈从美国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高姿态”的大目标的。1951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9月8日签订《对日和约》。同一天美日签订《安全保障条约》。之后又签订《美日行政协定》。通过上述条约，美国达到了无限期驻军日本的目的；日本达到了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目标。1954年双方又签订《日美共同防御条约》，依附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告成。之后，日本政府又对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给予支持和协助。同时，日本从朝鲜战争特需中捞到24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推动日本经济出现投资景气和消费景气，使日本结束了靠美援度日的局面，进入“无援助自立”的经济阶段。吉田说朝鲜战争是“上天保佑”[⑧]。
    总之，战后第一个十年，日本的政治“低姿态”主要是当时客观历史条件和形势所决定的，它既有配合美国冷战政策的反动的一面，又有稳定日本政局、复兴日本经济的积极的一面。
    二
    1955-1965年间是日本战后的第二个十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期。1965-1975年间是日本战后的第三个十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后期。
    1955年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主要经济指标都超过战前最高水平，结束了通货膨胀，实现了财政平衡，成为平稳高速增长的起点。因而1956年政府的《经济白皮书》宣告“现在已不是战后了……经济恢复期已经结束，今后则是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时期。”[⑨]1955年以后，日本在“经济现代化”的口号下，实现了长达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连续出现过“神武景气”（1956-1957），“岩户景气”（1959-1961）和“伊奘诺景气”（1965-1970）。“伊奘诺景气”长达四年零九个月，平均年度经济增长率达11.8%，而同期的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则分别为3.1%、4.7%、5.8%和2.2%[⑩]。日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1967年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这2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治低姿态”与“经济高姿态”也进行了有效地配合，突出表现于如下几点。
    （一）池田内阁用实施“国民经济倍增”来抵消和转移国民的政治
    激情
    50年代末60年代初，亚非拉地区民族民主运动出现高涨局面，美国的冷战体制受到极大冲击。在这一世界形势影响下，日本人民要求摆脱美国控制和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冷战政策的斗争走向高涨。岸信介政府不仅要通过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继续充当美国称霸世界的帮手，而且对日本重新武装、修改宪法第九条极为热心，日本人民从1958年起掀起了反对岸信介政府倒行逆施的强大政治运动，终于迫使岸信介下台。新上台的首相池田勇人认为安保条约可以保证日本十年的和平与安全，在美国核保护伞下，能够使日本军事性开支控制在最低限度，这对发展经济有利。因而上台立即宣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国民收入倍增”的诱人口号来消除国民的不满情绪，并把他们的力量引导到发展经济上去，揭开了“经济优先时代的帷幕”[11]。
    （二）从“赔偿开路”到“福田主义”
    日本在战后最初几年，由于被占领以及经济严重破坏、基本上与外界相隔绝。但日本是经济外向型国家，随着战后经济的复兴，便开始积极寻求同邻近国家进行贸易。可是，在战后初期的冷战高潮中，由于美国要求日本一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实行严格的“禁运”，同时美国又有意识地把东南亚国家市场让给日本，所以日本最先同东南亚国家开始经济往来。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政府就确定了在赔偿名义下通过推销产品和技术方式打开东南亚市场的方针。
    从1954年起，日本先后同缅甸、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南越等国分别签署了经济赔款合作协定。通过支付战争赔偿，刺激了机器设备的出口，并使大批日本商人和技术人员再次进入东南亚地区。有人说日本以“援助”和直接投资为手段加强了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和反共国家的经济渗透。60年代以后，东南亚已经成为日本商品和资源进口的重要基地。到70年代中期，日本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投资比重都超过了美国、西欧。1973年美国侵越战争以失败告终，美国开始收缩在东南亚的力量，日本趁机“填补真空”。为此，田中首相出访东盟，但在泰国遇上了反日游行。日本政府总结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经验教训。决定以“低姿态”调整与东南亚关系。1977年福田赳夫赴东南亚进行访问，在马尼拉发表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基本方针的讲话。宣布了三项原则：（1）“日本决心坚持和平政策，不做军事大国。”（2）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在广泛领域实行对等合作，为东南亚的繁荣作出贡献；（3）日本给“东盟”以政治上的支持。上述原则被称为“福田主义”。与“福田主义”相配合，日本又以扩大援助为手段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影响。1978年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占对外援助总额的38.4%，居第一位。同年日本同东南亚的贸易额达404亿美元，超过了同美国的贸易总额，上升到第一位[12]。总之，日本通过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合作的加强，把东南亚变成了日本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地区”[13]。
    （三）超越美国的“越顶外交”，抢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战败后二十余年间，日本政府一直追随美国坚持反华方针。70年代初，由于美国侵越战争败局已定，远东国际关系格局，包括中美关系在内，正在酝酿一次突破性变化。日本各界民众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活动如火如荼。可佐藤内阁对此视若无睹，仍顽固坚持反华立场。1971年7月尼克松突然宣布即将访华，并于次年2月访问北京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这使佐藤内阁陷于狼狈境地，不得不下台。继任的田中首相立即访华，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告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结束两国不正常状态，并立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四）实行“新中东政策”，缓解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阿拉伯产油国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契机，使用“石油禁运”武器，向一直偏袒以色列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施加压力。战后日本对中东的外交政策一直态度暧昧，在阿以冲突中表面保持“中立”，实际上追随美国偏袒以色列。因此，日本也受到“石油危机”的打击。应日本经济界紧急要求，田中内阁1972年11月22日宣布采取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侵略的“新中东政策”，明确表示以色列应从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退，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年底，日本代表在联合国改变以往立场，投票支持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占领下的自然资源拥有主权的要求。为了确保1974年以后的石油供应，日本政府派出副首相三木武夫于1973年12月访问中东八国，寻求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和谅解，还答应向中东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结果，阿拉伯国家放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
    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尽管遇到种种风浪，但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奇迹。使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日本政府有意识地保持政治“低姿态”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