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顾炎武著《日知录》
    顾炎武，字宁人，初名绛，曾自署蒋山傭，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七十岁。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年）秋乡试被摈，乃弃帖括之学，注意读书与实学。顺治初年，清兵南下，炎武自此十多年间从事结社讲学和抗清活动。昆山沦陷，死难者数万人，炎武之母王氏绝食而亡，遗嘱炎武不仕清朝。炎武因杀了仇人陆恩而难容身于家乡，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只身北上，活动于北方各地，从事调查、交游、实业等活动。清朝设置明史馆，特开博学鸿辞科，笼络名儒，炎武一再拒绝而不就。康熙十八年（1679年），炎武年迈，卜居于陕西华阴。二年后即终。
    炎武一生，注意读书，重视社会调查，勤于札记著述。他的著述甚富，今可考见者，几近五十种。其中有不少是史学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两书所辑社会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资料非常丰富。两书虽系长编而未定稿，但对于研究明代历史极有参考价值。
    《日知录》是炎武的代表作。炎武读书时勤于札记，将心得写成条文，积数十年之心力，至晚年才写成《日知录》三十二卷，一千余条①。编次不分门目，以类相从。内容很多，考证较精，主要是社会历史诸问题。
    炎武曾多次自言著述《日知录》的宗旨，如：
    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②
    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③
    《日知录》之刻，……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也。④
    可见其意在经世致用。这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著述旨趣相同，有些内容也近于一致。炎武对宗羲谈起两书时，曾说：“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⑤这是诚实之言。故潘耒为《日知录》作序，盛称其经世之学，并明确地指出：“如第以考证之精详，文辞之博辩，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⑥《四库全书总目》一反此说，曰：“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证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⑦这是有意讥贬炎武经世之学，过份强调考证，实是主次颠倒。
    炎武深感明末文人空言心性而误国，故加严肃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⑧而明确地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⑨。他往往借用经典或古训以表述自己的思想。如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⑩
    经炎武解释，所谓“博学于文”，即“研究古今变革，化成天下的有益学问”之意，所谓“行己有耻”，即“不为旧文人，而为新文人”（11）。意在力辟言心言性之虚妄，而强调面对天下国家之实学。这种经世之学，是明清之际史学大家的共同点。
    （二）顾炎武的治史特点
    炎武的史学，就是经世之学。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重视史学及“引古筹今”。炎武推崇韩愈“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之诗句（12），并讥刺当时轻视史学者为“俗佞”（13），足见其重视史学。他强调古为今用，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14）“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15）。《日知录》确是如此。如论古今之地方长官，有说：“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16）此谈古说今，至为明显。
    其次，注意古今源流与近世国情。潘耒《日知录序》说，炎武“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凡经义史学，“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日知录》许多条文，如《帝王名号》、《郡县》、《都邑》等条，都是考古今源流及其异同离合的。如其以鲁哀公奔亡至苏秦为合纵长的一百三十三年（前467-前334）为转折，论春秋战国间“风俗”之流变，所谓“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等等（17），恰好道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某些特点，大有助于人们对历史的理解。
    炎武慨叹明代史学“废失”，野史盛而多谬，“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18）。故注意收集有关明代史料，准备著述。只因他将珍贵的史料借给修纂明史的吴炎和潘柽章，不幸毁于史狱，使其难以再专治明史（19）。但他仍然关心明史的修撰，还论修明史之法，如言存“两造异同之论”（20），强调“据事直书”（21）等。
    同时，炎武通贯古今，多结合近世国情，而论史谈政。如论古今之度量衡，“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次之”（22）。又如论国家财用，揭露明朝搜括民财，“外库之虚，民力之匮”，由来已久，以至于亡（23）。例多而不胜枚举。
    再次，偏重于政治、经济、风俗、学术文化等历史问题。《日知录》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四库全书总目》曾列举其各卷重点。如今看来，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内容。这样的要点，一来是要抓历史的重要问题，二来便于表达经世思想。如谈政治问题时说：“人主之所患，莫大于唯言而莫予违。”（24）这就针砭及封建君主专制问题。又如说到政风时言：“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25）这是批判旧社会以权谋私的问题。
    还有，注重证据与调查。潘耒《日知录序》说炎武“有一独见，援古证今”。这是说炎武治史注重证据。他勤于钞书，“有所得辄记之”（26），广泛收集材料，加以归纳，注明出处，写成《日知录》条文。所用材料，必经选择，犹如“采铜于山”而铸钱，不似“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27）。
    炎武注重调查。潘耒《日知录序》说炎武“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因而《日知录》中有些材料或论据，不是本之书本，而是调查所得。如《河渠》条说：“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28）因为亲历其境调查，故能如此言之凿凿。
    炎武治史的特点，在清初史学经世的潮流中最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