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历史学中还是在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中，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已经被提倡了多年，但在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实践中，这方面的探索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如何既是历史学的研究又是跨学科的研究，分寸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曾经撰写过一篇题为《论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的文章，送到一家权威的历史学研究刊物。原因很简单，一是长期以来我都是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者，二是这文章写的是历史上的现象，三是完全使用的历史资料，因此，我相信它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史学刊物来刊载。但是最后，这篇文章由该刊物转送到另一家同样权威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发表了。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这篇文章不太像历史文章。据我自己事后反省，大约是拙文观察问题的角度与传统历史研究有些不同，主要是从传统庙会的各种特征出发，去探讨它所体现出来的狂欢精神，从而涉及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因此，在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的人类学栏目之下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然而，这一事例却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史学研究的入门者就应该试图回答的问题：这篇文章究竟是不是历史文章？什么样的研究才是史学研究？史学研究与其它学科的研究界限在哪里？史学研究未来的面貌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学科的分化本来是近代科学产生发展的产物，在此之前，学科之间的综合性是很强的，学问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中国传统学术总是要求一种贯通和博物的知识结构。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倡导的是一种宏观的把握。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创造出纪传体的通史体裁，包含了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内容。梁启超总结顾炎武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宗师，原因之一就在于“博征”，并引用《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的话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清代学术概论》四）。乾嘉学派的宗师戴震也曾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转引自上书，十一）。所以，学者以“博学多识”为学问好的重要标志。比如蒋一葵被人赞为“博闻强记，凡散现于稗官野史，若古迹，若形胜，若奇事，若名硕，吟咏累日月，即蔚然成帙”（陆宗学《长安客话》序）；孙承泽被朱彝尊赞为“博学鸿览，多识佚事”（《天府广记》序）；钱大昕则称赞顾雪亭“淹贯群言，深造自得，尝取古人‘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之语，铭诸座右”（《土风录》序）。
    早期西方史学的兴趣广泛的特征也很明显，特别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出于对中世纪神学和封建统治的不满，通过体现为好古主义的人文主义兴趣，发展起了一种博学的学风（Eruditescholarship）。即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此时出现了一大批“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他们大多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高度的文化修养。一个史家，同时又可能是很有造诣的文学艺术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古物学家、科学家”（见郭小凌《西方史学史》第172、17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启蒙时代的学者也与此颇为相似。因为他们的历史作品往往被视为“启蒙学者们的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史”（伊格尔斯《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中译本第17页）。而在此基础上，考古学、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古钱学、碑铭学等等学科纷纷发展起来，成为历史学家必备的知识。这些学问的发展本身又说明，历史学家的基本方法就是对证据的严格而精密的考证法。
    近代科学革命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发生，然后次第影响到人文和社会科学。人们发现，古代中世纪那种学科界限含混不清的研究限制了学术的发展。于是在传统学科内部，人们努力发展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学科方法，培养本学科的职业学者，尽量区别本学科与他学科的界限。比如古代史学与文学纠缠不清的状况、地理学与地质学不分的状况等等，不能被允许继续下去。因此，一方面，历史学内部逐渐析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宗教史、外交史、文化史等等；另一方面，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科学学科，或不断产生，或日益定型，从传统的哲学、史学、文学门类中分离出来。这样，研究的目标更为确定，为达到此目标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和方法更为具体和有效，研究体制的专门化导致了研究结果的深化，这正是科学主义的理想。
    而当19世纪末科学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后，把传统的“六经皆史”或经史子集的分类（这代表了综合的或界限不清的特征）改造成为近代西方式的学科分类（这代表了专门化和精细化的特征），成为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时尚。即如梁启超在总结了清代学术之后所说：“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研究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三）其实，倒不见得是因为“社会日复杂”而使“应治之学日多”，主要是因为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导致了新的视野，使原来本来就存在、但却被长期视而不见的现象进入了人们的眼帘，传统的学科体系和方法对于研究这些现象已不适用或不够用，因此需要“分科整治”，“益加精严”。
    学科分类的专门化和精细化无疑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围绕着自己的目标发展起自己的一套研究问题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不同侧面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但毋庸置疑，人类文化和人类知识之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被生硬地割断了。比如历史学和地理学，前者以时间为基本尺度，后者以空间为基本尺度，但任何历史现象都发生在一定的空间，如果不把历史现象放在一定的空间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历史学的任务就不能说很好地完成了。由于学科的界限，历史学以往只是从沿革的角度探讨地理现象，而不去或很少去关注历史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关系。地理学则更关注现实社会，历史的部分也少人问津。再比如，对基层社会和民间文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通常是文化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或民俗学家研究的课题，对构成历史重要部分的这方面内容，历史学家通常也是不屑一顾，而只专注于精英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人类学家等则更关注现实社会或异文化。这样，各个学科都发现自己的学科领域日益狭窄，或者原属自己的领地被日益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