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流派，主要是在与史料学派的对抗中成长起来的。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前者以掌握了“唯一科学的历史方法”自居，后者则以“考而后信”、“史学本是史料学”相标榜。一时势若水火，互不相容。但进入4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却逐步突出史料在治史中的意义，而主流派史学也似乎改变了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海派”的偏见，两大史学流派呈现出显著的合流趋势①，这是40年代中后期中国史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限于篇幅，本文侧重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发生的变化。
    一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史学出现了两大趋势，而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则是最强大的趋势②。最初的史料搜集与整理，主要是甲骨文金文的考释，汉魏竹简的识读，敦煌石室遗书的整理，大内明清档案的汇编等等③。与此同时，在五四反孔浪潮的推动和胡适“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鼓吹下，以疑古辨伪为中心的文献考据热潮亦在学术界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新材料的大批发现和旧文献的重新估价，王国维的成就和胡适的盛名④，舶来的实验主义与祖传“汉学”的混血，使得当时的学界推崇考据，鄙弃理论，以为治史之道尽在于材料，发展到傅斯年则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主张。看得出来，本世纪最初的10年、特别是20年代，是中国史学界崇尚材料、崇尚考据的时代。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这时一诞生，就对这一状况表示不满。
    在《史学要论》一书中，李大钊提醒当时的学界说：在注重史实考证的同时，也要、甚至更要注重“理论的研究”。他认为，考证“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史学的目的，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研究。”⑤李大钊并不否定考证，但他更重理论，强调必须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与李大钊相同，在1930年前后，郭沫若也突出“史的唯物主义”的指导意义。他认为胡适等所进行的对“国故”的“整理”，“有重新‘批判’的必要。”并说：“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高于他们的“整理”，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理论的指导，“‘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比李大钊更进一步，郭沫若认为“整理”本身也需要理论的指导：“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须恩格尔斯的著书，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轻谈。”⑥在后来的社会史论战中，参加者大都象郭沫若一样，由原来“饱读”戴东原王念孙，转到“饱读”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后来人们说：“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最大特点，便是参战的诸位先生都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命。”⑦“这一群一群的热心的‘唯物的历史家’，各人尽量的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开始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的发明，应用于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的研究中。”⑧与20年代相比，崇尚理论、崇尚方法，是30年代中国史坛的主潮⑨。
    社会史论战的成果不容抹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甚至败坏了正在成长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这主要是因为，论战的参加者，“都一味忙于旁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句，而忘记去研究具体的中国历史。因而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⑩。“只注意到文句的抄袭，而忽视那具体的历史事实，因而便不免是引经据典，以抽象的定义去歪曲真正的具体历史。”（11）结果，“下笔万言，不着边际”（12）。“变成经院派的空谈”（13）。这种现象，只能遭到当时主流派历史学家蔑视的报应。
    所以，社会史论战的硝烟刚刚开始消散，人们就从不同的方向来吸取其中的教训。论战的发难者、主角之一的陶希圣，认为论战的缺陷是重方法而轻材料，救治的良方是“弃公式而取材料”（14）。因而，他立即创办了“专攻社会经济史的”、以搜集材料为主旨的《食货》杂志。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主要从另一方向来总结社会史论战，他们继续崇尚理论、崇尚方法，认为论战中的失误，根本的是对理论与方法理解与运用上的不准确造成的。为此，何干之写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翦伯赞写了《历史哲学教程》、吕振羽写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著作。在《论战》一书中，何干之对轻方法重材料的陶希圣提出批评，指出还是应该继续重方法：“有了方法就什么也不管固然不对，但不管方法，只知搜罗材料也是不行的。因为方法是无数现象的抽象，拿这个抽象来认识世界，那是最靠得住的法门。”（15）翦伯赞在陈述自己为什么这时研究历史哲学时指出：“没有正确的哲学作研究的工具”，任何研究都“无从下手”（16），社会史论战中出现种种谬见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哲学，作为分析认识以至批判的出发点。”他认为，“不懂得方法论，不但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历史，而且就是单纯的搜集史料，也是不够的。”他还轻蔑的谈到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只能做到一些搜求琐碎的片断史料的工作”（17）。这时的吴泽对理论方法的强调最为充分。他说：研究古史固然“史料愈多愈丰富愈好”，但“方法论的正确更为重要；目前中国史研究方法问题实重于史料问题”（18）。总之，直到抗战前期乃至中期，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依然重理论、重方法，尽管他们从未曾否认过史料的重要性。
    但从40年代中期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似乎开始由原来的偏重方法，向方法与材料并重的方向转移。这种转移，在一向注重历史哲学研究和方法论探讨的翦伯赞的认识中反映得最为明显。他先是呼吁，“新的历史家，在现在的任务，不是高调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强调方法本身离不开具体的历史事实，因此，“多记‘历史事实’，是研究‘历史方法’之基本前提”（19）。方法在事实之中，重方法本身，就应该包含着重事实。接着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第一次指出：“方法”不是治史的根本，只是治史的一种“工具”。他说，如果没有研究历史的材料，“即使我们有最正确的历史方法，则方法永远还是方法，因为方法的本身，并不就是历史，也不会自动的变成历史”。然后他说：“历史方法之于具体史实，正犹如解剖刀之于尸体，他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假如知道了历史方法，而不用以解剖具体的历史，即无异一个医生，有了解剖刀不进行尸体的解剖一样，结果历史方法就变成了无用的废物。”因此，他认为，“我们知道了历史方法以后，就要带着自己知道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不钻进史料中间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20）。在稍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好象认为自己上面的这些话说过了头，有重材料轻方法之嫌，因此指出：“我在《怎样研究中国史》一文中，曾经指出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我强调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方法不重要。”纠偏的结果，他认为，“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方法与史料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21）方法与材料相辅才能相成，不可偏举也不可偏废。这说明：到日寇投降、中国光复的1945年前后，在认识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终于从长期以来偏重方法，一度走到方法与材料并重的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