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一直认为，对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全面系统研究，是建国以后的事。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早在1933年，即中国社会史论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国内就有两部很有份量的农民战争史著作问世了。一部是由亚东图书馆发行、蔡雪村著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以下简称“蔡书”），另一部是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薛农山著《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分析》（以下简称“薛书”）。蔡书共9章，近30万字，分三册装订；薛书计12章，字数在30万以上，出版后的两年，即1935年，又重版一次，可见其当时是受欢迎的。对这两部著作，后人虽有所注意，但没有作过比较全面的介绍与评论。笔者拟从总结和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角度，对两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作简要述评，供读者参考。
    一、建立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体系
    中国古代史书，均系出自封建史家之手，他们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对历代农民起义，大都怀有偏见，甚至极尽污蔑、贬低之能事，以“匪”、“寇”、“贼”、“盗”作为对起义农民的代称。近代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虽然高举“史学革命”的大旗，以批判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为己任，但在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仍未越出传统观念的樊篱。真正对农民战争作出肯定评价的是20世纪初年的革命派人士。他们最早写的一篇歌颂农民起义的文章，是1901年载于《开智录》上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该文在历数了义和团在反抗外来侵略、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功绩之后说：“有此数功，则不可徒目之为匪矣；有此数功，则我国民精神可以从此振刷矣。”〔1〕1904年，刘成禺（署名汉公）写了《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谓“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2〕可以说，他们为一直被污为“粤匪”的太平天国做了一大篇翻案文章。同年7月，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家陈涉传》，称陈涉是“先时大人物”，“三代以来的革命大家”，其历史地位“共孔子是个一样看重的。”〔3〕1907年，他又在《民报》上写了《悲佃篇》，颂扬历代农民革命，呼唤“陈涉、刘秀、邓茂七其人。”〔4〕这些论著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评价与旧史书完全不同，开了用新观点研究农民战争的先河。但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不但叙述不系统，没有对历代农民战争作全面研究，更没有提炼出自己的理论，而且还带有很大的政治功利动机，有着强史就我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如掩盖太平天国运动的阶级内容，片面强调其民族斗争的性质，来为反满革命服务就是例证。刘师培赞扬农民革命，则是与其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综观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可谓政治意义大于学术价值。正因如此，革命派人士的这些思想并未被很好地继承下来，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某些历史著作，甚至又退回到了以前的水平。如1925年出版的孟世杰著《中国最近世史》，号称用新观点写成，却将太平天国视为“内乱”，说其“建国十四载，蹂躏十七省，残破六百余城，近古以来，内乱未有如此之巨者也。”“我既自疲于是役，何暇御外？”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国民党的御用学者，出于害怕苏维埃红军运动的心态，重蹈旧史家的覆辙，极力贬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如1930年发表于《新生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历史上的农民暴动，不过是民众势力的“歪泄”，参加暴动的广大农民，“除了送却狗命的不计外，剩下的却仍没有得着什么。”〔5〕作者试图以此暗示，追随中国共产党干革命的农民也不会有好下场。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进步的史学家，为了对现实的农民运动之前途作出回答，开始研究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如周谷城在1930年写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一书，就用一定篇幅叙述历代的农民战争。他说：“历来的暴动，可以说毫无结果，也可以说有大结果。”所谓“无结果”，是指农民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所谓“有大结果”是指“旧统治势力消灭”和“新统治势力成立”。他还以“有主义”与“无主义”区别当代农民运动和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此外，也有人对历史上朝代之变革与农民运动的关系进行过探讨。但这都说不上是对农民战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更说不上建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体系、而真正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当推蔡、薛两书。蔡书在《序言》中坦率表示：“本书的责任，是要说明历代农民‘叛乱’问题，也就是要把那些被士大夫所鄙视、被皇帝御用的历史家所隐蔽了的农民为‘饭碗问题’而反抗统治阶级的事变，使其恢复委屈淹没了数百年或数千年前之本来面目。”〔6〕薛书也说，该书的目的是要系统地研究以下问题：“中国的农民战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它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怎样？当中又经过了一些什么阶段？为什么古代的农民战争与近代的农民运动有质量的差异？在农民运动中又有什么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农民运动的前途怎样？”〔7〕两书的作者还公开声明要以唯物史观为研究的指导理论，以便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蔡书说：“历史上的唯物论告诉我们，一切社会现象，都要受一定的因果律所支配。我们于研究中国‘古董’的过程中，必须找出推动社会不断演变，不断前进历史的因果律性质。”〔8〕薛农山：前引书，也认为：“我们拿着一个唯物的武器，才能走出这纷乱而复杂的中国历史的‘迷宫’。过去那些建筑‘迷宫’的匠徒，他们把中国历史装制成帝王的家谱和英雄的记录。……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的说，一部中国古代的历史，每一个字都是农民鲜血写成的，也可以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农民暴动的历史。”〔9〕概括地说，两书对建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新体系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首先，系统地研究了从秦末到清末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如蔡书就列专章分别论述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西汉赤眉铜马起义、东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唐代黄巢起义、元末农民暴动、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薛书除论述了上述历次农民起义外，还专门研究了义和团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象这样系统、详细地研究，在过去是少见的。其次，全面地研究了每次农民战争从酝酿、爆发到失败的全过程，找出了每次农民战争的特点，并将其作了比较研究。这较过去只侧重研究农民战争某一侧面、某一环节，也是有明显进步的。最后，提出了一套关于农民战争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例如，关于全国性农民战争形成的历史条件问题，农民战争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问题，农民政权能否建立问题，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局限性及失败的原因问题等。应该说，两书所建立的这一研究体系及两位作者所提出的某些观点，一直影响到建国后的农民战争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