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全国性农民战争形成原因的探讨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在世界历史上是仅见的。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远在二千年前就出现了欧洲直到中世纪末期才出现的全国性农民战争呢？两书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但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两书出版之时，史学界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亦即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在讨论中，人们对古代社会性质的看法出现了重大分歧。其中有一种看法迷惑了不少人，即西周是封建社会，到战国时期，封建社会逐渐解体，秦代以后即进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观点无疑对两书的作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都认为，全国性农民战争出现的社会条件，是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蔡雪村说。我国从战国末期起，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使土地制度发生极大变化：“即是土地已纯全成为商品性质，可以自由交易，与前阶段中封主农奴关系截然异趣。在政治方面，随着此种变革，亦逐渐变成商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之统治阶层，而使广大农民群众沦为此种膨胀之箭垛。于是，在土地关系中，兼并、豪夺、高利贤剥削，均无所不臻其极，遂使社会分裂为“富者田连阡陌，而贫无立锥”两种敌对营垒。〔10〕他认为，自秦代开始，直到清代中期，中国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是商业资本发展下的直接产物”。在封建的自然经济时代，全国性农民暴动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当时的“交换纽带”比较狭小，暴动带有地方的性质，很容易被镇压下去。“然而商业资本主义底发展，替各地方之间造出了广阔坚强的纽带，跟着也就造成了普遍全国的农民暴动的基础，如欧洲的农民战争，意大利发生于13世纪末，英法发生于14世纪之末。”〔11〕薛农山也赞成中国自秦以后即进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法，他补充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全国性农民战争爆发的社会原因，第一，是因为它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经济，并取得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第二，“依据于货币经济的形式，在一般社会生活中间发生了人剥削人的高利贷的资本。”第三，“货币经济作用的扩大以及高利贷资本之深入农村，使土地也成了商品，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在这许多复杂的条件下面，反映于一般政治形态的，如奴隶之解放，农奴反地主的斗争，最后便形成农民为要求土地而斗争。”〔12〕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来源于俄国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大纲》一书（该书于1927年被译成中文，由上海大东书铺出版），后来拉狄克根据这一理论研究中国社会，认为“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封建主完全没有了。”〔13〕由于当时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处于初创阶段，能运用唯物史观准确地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人更属凤毛麟角，所以，当这一理论被介绍到国内时，虽曾受到抵制，却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得以暂时流行。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薛书虽列名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丛书第七种》，但两位作者都没有直接卷入社会史论战之中，〔14〕他们之所以接受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除了其它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他们把欧洲的历史模式机械地套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认为“依据西欧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封建社会灭亡后，工业资本社会发展以前，商业资本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上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中国历史上由秦始皇时代正式的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是非常显明的事实。”〔15〕又认为既然欧洲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于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时期，中国也理应如此。同时，他们还对“封建社会”作了机械理解，以为只有欧洲那样的分封制或采邑制才是封建社会，而佃农制及地主庄园制则不属于封建主义。不管怎样说，这都是理论上的重大失误。不过两书作者在谈到历次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时，更多地强调了土地问题，这倒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薛农山说：“根据农民战争之史的发展的路线观察，我们有权利可以说土地问题是农民斗争的关键，历史上每次的农民暴动，其主要原因厥惟农民失掉了土地。”〔16〕蔡书在分析隋末农民起义的原因时说，是“土地集中与阶级矛盾，使农村中深深的种下了农民反叛的根因，炀帝的大兴土木及东征高丽的失败，只是更加促进了矛盾的破裂，也可以说是骚动爆发的引线而已。”〔17〕于清代的会党与太平天国起义，宗教不过是“政治幌子”，“而广大的被清代土地制度排斥的与不堪压榨的贫苦农民，才是这些运动中之真实的中坚人物。”〔19〕此外，蔡书还批评了瓦尔加关于“中国国家政权完全是带有和平的性质“的说法、陶希圣关于“中国治乱均由士大夫阶级的内哄”的说法，突出强调了农民战争的阶级内容，强调了其反剥削、反压迫、求生存的正义性质。
    三、充分肯定了历代农民战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两位作者都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关于“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论点，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蔡书指出：“由秦始皇时代以至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前后，农民不断的暴动，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向前演进的一个主要因素。”“农民虽不能完成划时代之伟大使命，然其生存斗争之为数千年循环发展之主要动力，已属无可置疑。”〔20〕这里所说“循环发展”是指“在农民战争推动之下，不断改朝换代。”〔21〕薛书也认为“每一次的农民暴动，都是历史变动的动力。”〔22〕除了这种理论上和宏观上的肯定之外，两书还对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具体作用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第一，对于畸形发展的土地所有形态及腐朽政权的直接打击，即蔡书所说“在此若干次斗争中，农民曾以伟大之群众力量，踏平土地集中形态，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23〕他认为各朝代的末期，常因土地过分集中，政权过于腐败，使社会陷于停滞状态，而农民战争对它的冲击与破坏，实为土地关系的调整和政权改建的前提。第二，逼迫新的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农民战争不仅冲击和破坏了旧的畸形发展的土地占有形态和腐朽的政权，而且还对新政权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蔡雪村指出，他们以其“余威”“胁迫利用战争崛起之新兴政权不得不对农民施以相当让步与改良。”〔24〕例如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汉朝政权，就曾“鉴于此次农民势力之伟大，乃不得不施行若干改良政策，以敷衍农民。”这些“改良政策”包括减轻赋税劳役，把公田交农民耕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允许选农民代表当官吏等。他同时也指出，这种“改良政策”的实行，是新的统治者慑于农民战争的威力，“恐怕农民揭竿而起”而“不得已对农民让步，而非为农民的阶级利益的。”〔25〕这可以说是在农民战争研究史上最早出现的“让步政策论”。第三，推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改革运动。如何理解那些没有完成改朝换代任务的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呢？薛农山在谈到北宋时期李顺、王小波的起义时说：“群众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多少给社会一些影响。……王安石就是受影响最深刻的一个”。王安石变法的目的虽在“消灭农民战争”，但“对于经济系统的改革，在当时的环境当中，是含有进步的意义。”〔26〕由于对农民战争的进步作用作了比较充分地肯定，所以两书对历代农民战争与农民起义的领袖做了热情地赞颂。薛农山称黄巢是“农民革命的火焰燃烧出的一朵奇葩，是农民大起义的环境中锻炼的一位杰出领袖。”〔27〕太平天国革命“更是开中国过去一切革命史上的新纪元”，其精神“一直到现在还是万丈光芒而永垂不朽！”〔28〕同时、也对旧史中对农民战争杀人过多等污蔑进行了辩解。蔡书指出，明末张献中虽然杀了不少人，但被杀者以官吏、富人及对抗他的人为多，当然也殃及良民，但绝不如旧史书说的那么严重。薛农山则指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全部真实材料，“在在都显示农民革命的光辉和反驳士大夫诬他为流寇的胡说！”〔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