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谢世以后，金景芳先生对郭沫若史学进行了广泛的评论，诸如说郭沫若史学“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又没有中国历史事实根据，纯粹出于主观臆造。”①“不能不是破绽百出，无以自圆其说。”②“郭老的说法只是主观想象，事实上是不存在的。”③说郭老象胡适那样，“把一个严肃的历史科学，看成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任意打扮。”④“可以断言，郭老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说是不能成立的。”⑤等等。金先生为何如此评论郭沫若史学？笔者因某一机会，近来初步作了些研究，感到很有必要论辩澄清，撰此拙文，求教于史学、文物考古学界。
    一、问题的再提起
    近来看到《金景芳教授学术思想述要》⑥一文，引用全先生《中国奴隶社会史》（以下简称金书）“序”三处，其中一处说：“随心所欲地寻找几条材料，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文章作者接着说：“（金先生）认为那种‘任意割裂，任意曲解’史料的作法，绝不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取的态度。”这使我想起十年前读到过金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以下简称金文）⑦的一些印象。
    1979年侯绍庄同志的《怎样理解郭沫若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兼评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历史研究》1979年8期），与金先生论辩以后，1979年8月28日写了金书“序”，1983年7月金书出版，1981年7月金先生的《古史论集》出版，先行刊登了金书“序”，末尾注出已经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2期，到金书出版，“序”已先后发表三次了，《古史论集》又刊载了金文（上）（下）。
    原来以为侯绍庄同志与金先生论辩以后，事情平静下来。看来不但没有平静，而且金先生的批郭大加张扬了，一些说法也发展了。如金书“序”明显把金先生批郭说成是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批判。金文还说郭老的古史分期说“并为多数人所接受”，金书“序”却有所指地说：“我没有依草附木，随波逐流。”金文金书批郭存在的问题很多，现就以下几个问题发表意见，不妥之处，请广大读者和金先生指正。
    二、如何看待文物考古，如何看待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
    金文在给郭老提“八点意见”中说：“地下史料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它不可克服的缺点”，“不足凭信”。不能“全盘否定文献材料，单纯地依靠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来讲古史”。金书说：“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史，把眼光只倾注于甲骨文、金文，这也是一种偏见”（59页），下面金书“序”一段话略长，有必要抄录于下：
    过去胡适自述他的古史观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待金石学考古学发展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批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就是说，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前人给我们积累下了大量文献，一概不用，还是只待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来写历史。这不是很象许许多多明眼人说太阳是圆的，胡适不相信，偏要让人相信瞎子的话一样吗？这算得什么高见呢？然而时至今日，相信胡适观点的人并未绝迹，有人甚至想用实物史料建立起一个古史新体系。
    这段话骂胡适，也联系今人，从金先生的前前后后来看，郭老怎么也是其中所指的一个人了。
    现在来看看金先生批评郭老和贬低文物考古价值是否有道理。
    不错，郭老在他研究问题以前，很注意鉴别史料，对于甲骨文金文的重要性，郭老多次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强调。如说：“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实情况，灿然如在目前。”⑧说周代彝铭“正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⑨四十年代说，“甲骨文、金文再参以旧有的文献，斟酌损益”，“才有基础，才能迈步前进”。⑩五十年代说：“试问我们在二十年前，乃至一二年前，对于殷代社会的性质，说得出一句比较有科学性的话吗？那是不能够的。”（11）
    郭老是不是“全盘否定文献史料，单纯地依靠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来讲古史”呢？当然不是，金先生的文章批评了《奴隶制时代》，现以本书为例，看对西周社会研究使用文献材料的情况。
    用了《尚书·无逸》的“文王卑服……”
    《楚辞·天问》的“伯昌号衰……”
    《左传》定公四年的一段很重要的资料，郭说“周人把殷覆灭了，把殷族的遗民大批地化为奴隶”。即分封诸侯以种族奴隶“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的资料近300字。
    《尚书·多方》的“今尔尚宅尔宅……”
    《诗·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
    《诗·鲁颂·閟宫》的“……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左传》定公四年的“分之土田陪敦”，《诗·大雅·韩奕》“实墉实壑、实亩实藉”。
    《诗·颂·载芟》的“……千耦其耘。”
    《诗·颂·噫嘻》的“……十千维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