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不同时期农民战争特点的比较研究
    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农民战争，是两书的又一个特点。薛书指出：“农民革命之继续不断地向前进展，而每一时代都有它的新内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又说：“农民战争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绝不是什么历史上一贯的老把戏。”〔30〕以农民起义的组织性而言，赤眉暴动就与陈涉、吴广不同，陈涉是无组织的揭竿而起，而“赤眉”实是带有组织性的标志。到黄巾起义，组织性就更加严密，“我们从那‘三十六方同日而起’的字句中，就可以想象到他们的组织观念。”从起义的口号和目标方面看，秦末陈涉等人起义的政治口号，除“反抗暴秦”以外，“组织政权这一念头，仿佛在当时农民脑海中并没有发生过若何憧憬，依然还希望‘善良’的大人物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至黄巾起义，已有“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唐代黄巢更有鲜明的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不仅当了皇帝，而且立国建元。宋代的王小波、李顺“已有农业均产主义的宣传”，可谓更进了一步。元代的农民暴动，如朱元璋们有民族革命的大旗，而明末的李自成与张献忠们，不仅有土地革命的宣传，并且还有吊民伐罪的行动。”至于近代的太平天国，“则将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同时并举，甚至在政治上还揭起国际主义的大旗。”而义和团，则是“农民战争中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了。”〔31〕应该说，薛书的上述认识，大体符合历史实际，但由于掺杂了一些主观因素，也难免有故意拔高和将单纯农民战争现代化的倾向，这在下面的叙述中看得更加明显。如说太平天国曾“采取断然手段，无情地没收了豪绅的土地，并把它加以公平的分配，也可以说它是彻底地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当时的经济政策亦是非常的适当，在最初它差不多染遍了共产主义的色彩。”到第二阶段，“这个革命政策--太平天国，便马上回过头来走上国家资本的道路。”又说太平天国的官吏都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没有什么卑鄙的贿赂和阴谋的篡夺，他们的‘德谟克拉西’的精神，一直到现在还是万丈光芒，而永垂不朽！”太平天国的国库制度，“亦是独开生面，与那些借合作主义以欺骗农民的政府，实有霄壤之别呢！”〔32〕所有这些，都使人感到，作者不是在写太平天国，而是在影射现实。
    薛书还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时的农民运动已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运动，由于新的阶级力量的出现，农民阶级已不是单独地进行没有前途的斗争了，“它是革命运动中的助力，任何一个阶级如果要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而得不到农民的赞助，那么，他们所宣传的政治歌唱，实等于自己的葬曲。”〔33〕由于作者亲身参加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在北伐战争中，“因农民实行参加国民解放运动，遂成为革命主要势力之一，且农民曾在反对军阀斗争中，屡显其能，且曾屡次为此种斗争而牺牲其性命，此是为真有政治觉悟及愿效忠于国民政府之表示。”〔34〕他还对右派势力强加给农民运动的种种罪名，一一进行了清洗与辩解，不仅批评了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右倾态度，而且还以赞赏的口气多次引用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一文，这说明他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看法与毛泽东基本是一致的。不过，对于后来的红军运动，作者却视之为“盲动主义”而予否定。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态度限制了对新事物的客观认识。
    五、对于农民战争局限性及失败原因的分析
    两书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大体是一致的，即历代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而农民自身并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蔡雪村说：“属于小有产之农民基于经济基础，天然不能形成一种强有力之阶级，尤其不能产生代表阶级利益集中性之领导组织，故其行动始终为一轰而起，一轰而散，且于每次斗争中，其领导分子之阶级背景又必中途转换，迨至战争终了，农民群众固然能获得暂时或相当之利益，但在他方面，反为新兴统治者所利用，得以乘机勃起。此种新兴政权依然循着前时代之路线迈进，依次恢复旧观。因之，由秦汉以迄清末叶，此一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社会之发展仿佛成为循环式之规律，在农民战争推动之下，不断改朝换代，惟社会基本制度，却未因流血斗争而有所改革，自然其主要原因，乃为生产力未曾彻底演进所致。”〔35〕值得注意的是，两书在分析农民战争的局限性时，都提到了所谓“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政权”这一提法，最早见于拉狄克所著之《中国革命运动史》。该书认为汉初和明初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政权是“农民政权”。并说：“农民之企图建设政权是中国史上的特点。当商业资本的初期，在欧洲除了古西的农民战争外，再找不出国家中有什么农民继续统治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农民运动有特别的原因，必要做极深刻的研究。这种历史问题的观察，对于我们是更有兴趣的，这个观察更能使我们注意到，现时中国重要问题之一，在一般的国家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否可以成为永久统治的政权。”〔36〕蔡雪村对拉狄克的这-观点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说：“这里，我们可以简捷了当地答复拉狄克，从原则（原则自然是历史经验的结晶）上来说，单独的纯粹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不是能否成为永久统治的问题，而是根本不能建立的问题。”又说：“‘农民政权’这件事，古今中外从来未曾出现过，而且根本就是不会出现的。由其经济地位的限制，农民群众本身不能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必须依赖另一个阶级，受另一个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历史进步的任务。”〔37〕汉代政权和明代政权建立的初期，虽都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农民政权”。薛农山则认为，在农民战争进行的过程当中，虽然出现过短暂的政权形式，但“它不是为统治阶级打得个落花流水，而遭受悲惨的失败而外，便是为统治阶级的左翼分子所利用，以达到他们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目的。纵然在某种形势之下，农民们拿着了政权，但在商业资本的影响下，它必然要堕落到腐化的深渊，而与农民分离成为另一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38〕例如，元末农民起义中的朱元璋政权，虽然产生于“农民暴动的浪涛”之中，“但是，他建立政权的第二天，因为阶级利益的冲突，就与被压迫的农民分离了，并且还变成另一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39〕蔡、薛两书的看法虽略有不同，但都认为“农民政权”说不能成立。此外、蔡雪村还分析了导致农民起义失败的一些具体原因。他指出，农民起义失败，一方面固由于敌人强大，另方面，也因“暴动组织内部起了绝大的解体之故。”这表现在：第一，“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领导权往往操纵之于农村的流氓手里”，他们随时“准备伺机出售暴动的利益”。〔40〕第二，暴动农民中二、三等领袖如朱温等，虽然出身草莽，“然随着地位的增高，财宝利禄的吸引，使他们自然而然地逐渐消失了农民意识。”〔41〕第三，“暴动的群众，本来可以说是乌合之众”，虽有一定组织。但谈不上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更缺乏持久性，所以胜利时容易“一哄而起”，失败时又容易“一哄而散”。〔42〕这些分析，虽然还不够深刻，但切中了农民的弱点，与同时代的那些只讲空洞理论的人相比，是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