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突出地重视、强调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是抗战后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显著变化之一。从认为搜集、整理材料也要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之下，到现在指出方法本身也要接受材料的考验与衡量；从郭沫若提出要超越王国维对材料的“整理”，到侯外庐现在重申要做王国维的学生并步他的“后尘”；从原来瞧不起材料的搜集与考辨，到现在翦伯赞深入钻研史料学，在在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材料态度的巨变。
    由于重方法轻材料，整个30年代包括40年代初，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缺点，如冯友兰所说，主要是，“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就无条件采用”；也如钱穆所认为的：“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22）。其他人的意见也是这样，如“题目太大，材料太少”，“不用心去搜集材料”而常“就薄弱的证据立下定论”之类（23）。这种对待材料的轻率和粗疏，自然给反对者以可乘之机，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有鉴于此，郭沫若说：如果现在新史学家，“对于旧文献的批判根本没有做够，不仅‘古史辨’派的阶段没有充分达到，甚至有时比康有为、阎百诗都要落后，这样怎么能够扬弃旧史学呢？”（24）怎么能够使那些主张“考而后信”的史学家们心折口服呢？胡适就曾充满讥讽地扬言：“我们对于左派史学家可以说，你们不能用‘没有东西’打倒‘有东西’。”“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别人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25）马克思主义史学要超越和扬弃旧史学，不仅有要正确、深刻、犀利的史观，在材料占有的广泛上，鉴别的可靠上，使用的严谨上，也必须超过旧史学。
    在受尽了史料学派的嘲笑和总结了自身以往失误的深刻教训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时才真正感受到材料的无比重要。他们说：“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26）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先前是重“批判”轻“整理”亦即“纪录”的，现在则已经倒过来了。他们现在认为：“我们要批判一个人，我们要先知道这个人的行为和思想，而且知道得愈详细愈清楚，则对于这个人的批判，就愈恰当，愈正确，否则若执路人而批判之，就无从下手。历史的批判也是这样，没有掌握具体的资料，便无法进行。所谓具体的资料，就是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有年代有地点的历史事实。”（27）因此，“要研究中国史”，首先就“必须熟知中国史上的具体史实。熟知史实以后，才能开始对史料之整齐、类比、考释、辨正和批判的研究工作；然后才能从对史料的研究中察知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从而发现他的发展法则。”（28）所以，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第一位的工作，是搜集辨正材料，弄清历史的真相；和对历史本身的“整理”与“纪录”相比，历史的“批判”只是第二位的工作，尽管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从偏重方法转到高度重视材料，与这种转移相适应，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关注焦点，也从方法论研究转到史料学研究。4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强调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要象重方法一样重材料的翦伯赞认为，“为了要使中国的历史获得更具体更正确之说明，我们就必须从中国的文献中，进行史料之广泛地搜求，从正史中，从正史以外之诸史中，从史部以外之群书中，去发掘史料，提炼史料。”（29）因此，他很早就开始了对史料学的深入探讨。最先，他以《史料与历史科学》为题，到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去作讲演。后应书店之约，准备“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拟定的内容有：“一、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二、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三、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30）他在1945年前后发表的《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31）、《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32）、《史料的搜集与辨伪》（33）及《中国史纲》前两卷的两篇《序》（34），可以说，代表了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史料学方面的成就。在这方面的成就中，他对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的论述，最富有探索意义。翦伯赞不仅继王国维、梁启超之后，扩张了史料的范围（35），而且，就文献学上的各种史料的价值，也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认为，“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他详尽地研究和评判了正史上的史料、野史上的史料、经书上的史料、文学作品中的史料（36）。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研究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并不自这时始（37）。但如此大规模地检阅有关整个中国史的文献资料，研究这种资料中的各种类型、价值、功用，确是空前的。《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开始形成的标志。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时的史料学见识，确未超出梁启超等人之外，但他们这时对史料学探索的意义，不在于他们见识的深浅，而在于他们进行这种探索本身，因为这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到这时终于汇入了本世纪以来的史学主流中去。
    重视材料，就不能不重视考据学。正如郭沫若所说：“无论作何种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还更有害。”（38）而“材料的鉴别”就是考证，考证显然是历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步骤和环节。华岗这时对考证学在整个历史科学建设中的地位作了精透的阐发。他认为：在整个历史科学中，考证学“乃是主力部队之一，不应该让它局限在旧的岗位，而应该移置在新的战略据点”。他认为，“对于研究历史材料，没有下过深切的功夫，往往容易根据抽象的理论，冰冻在许多符号公式上，拿它当作邮局的图章乱刻在史料上，结果只能是搬演公式的八股文章，并不能体现真实的历史。”在他看来，中国旧有那种支离破碎的考证学，固然不能发现历史的全貌，然而信史的建设，也究竟不能缺少校勘考证。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在如何充实和改造考证学，使考证学接受新的理论科学的指导，并使之成为历史科学有机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传统考据学“缺少了活的神经，以致成了一种跛行学问”。考证学“应该注入必要的活的神经组织”。这个活的神经组织，就是“科学历史观”。“历史考证学如要开辟自己的伟大前途，就须要在这总神经系统上有所连属，取得他自己的新发展基地，再不能单纯做材料的汇集、归纳、辨证”。就“需要从戴东原、钱大昕、王西庄、赵瓯北、王国维诸先辈成功的基地上，注入科学历史观的新生命”（39）。侯外庐这时对考据学推崇备至，不认为象华岗上面所说的那样考据学本身还需要改造，他只主张“谨守”考据学的“一套法宝”。他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个步骤，其中第二个步骤是：“主张谨守着考证辨伪的一套法宝，想要得出断案，必须遵守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并进一步订正其假说。这一套专门学问，并不是史学者一定要搞的，但如果研究中国古代，就必须钻一下牛角尖，至少也要守其家法。”他认为，“科学重证据，证据不足或不当，没有不陷于闭门造车之意度的。”（40）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即使在掌握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方法以后，要想得出正确的“断案”，仍然必须“谨守着考证辨伪的一套法宝”和考据学家特有的“家法”。
    因为重材料，重考据，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那些因擅长考据而自负的“主流派”史学家们也普遍给予相应的有时甚至是格外的尊重。人们最尊重的史学家要数王国维。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由于王国维“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郭沫若因而认为他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山”（41）。郭沫若还说，王国维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42）。他认为自己从对甲骨文“差不多是一片墨黑”，到“找到门径”，“只有一两天的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靠的就是王国维的《殷虚书契考释》（43）。对于学林有争议的罗振玉，郭沫若也充满了敬意，“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30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还有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也要有没大的财力才能办到的。”（44）对于董作宾的卜辞研究，郭沫若先前就“惊佩其卓识”（45），现在更认为他是“继王国维之后，在这一方面贡献最多”的一个人，“他同李济博士从事殷墟的科学发掘固然是永不磨灭的功绩，而董氏在卜辞研究上进到断代研究的一步，在作为个人的功绩上是尤其辉煌的”（46）。对于在胡适影响下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功绩，郭沫若也毫无保留地说：“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学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辨’派”，虽然“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却是做得“相当透彻”了（47）。除郭沫若外，这时的侯外庐、翦伯赞、华岗等人均对“资产阶级史学家”表现出相当的敬意。华岗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完全同意并复述了郭沫若对王国维、董作宾、顾颉刚贡献的上述评价（48）。侯外庐这时也说：他在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在关于“中国古文献学上的考释”上，下了很大功夫，“在主要材料方面亦弄出些头绪，而前我为斯学的王国维郭沫若二先生是我的老师”，承认他是“步着王国维郭沫若二先生的后尘”从事古文献整理的（49）。翦伯赞说：中国古史研究的新局面的出现，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首先是殷墟的发现，自此以后，甲骨文及殷代的青铜器之研究，风靡一时，“学者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马衡、李济等，或分析殷墟地层，或拓印殷墟器物，或研究殷墟文字，或考释殷商制度，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50）。甚至对那些来中国作考古调查的有“文化侵略”嫌疑的西方学者如安特生、斯坦因等，他也给予相当的尊重。值得人们注意的，不是这里评价的高低，而是侯外庐把郭沫若与王国维相提并论，翦伯赞更把郭沫若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马衡、李济等相提并论。这在40年代中期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之前，人们在论及金文甲骨的整理考释时，或者突出郭沫若在方法上如何高人一筹，或者只字不提他人的贡献。现在人们终于摒除了偏见，认为属于无产阶级的郭沫若在材料的整理、考辨上，与其他脱离现实的“资产阶级”考古学人无异，并不因为他应用了辩证唯物论就另看他一眼。毫无疑问，只有人们对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应有作用给予应有的注意了，才能给那些“为历史而历史”、“以学问为目的”的职业历史学家以应有的尊重。反过来也一样，对那些考据学家评估的高低，则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材料的重视程度。抗战后期，是除新时期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对传统学人评价最高的时期。
    空前的格外的重史料，空前的格外的重史料学，空前的格外的重考证学，空前的格外的尊重史料学家，构成了4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