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都普遍面临共同的世界历史难题的困扰，并与各自特有的难题紧密纠缠在一起。正确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关系，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是中国解决世界难题的必要历史条件。创造上述条件，及时抓住和利用世界历史机遇，就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
    在当代，历史正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转变，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大社会变迁都正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整个世界历史变化发展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跨世纪社会发展战略必须立足于“世界历史”。我们应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考察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同志“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思想，以便为我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少走弯路，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研究思路。
    一、世界历史难题与世界历史条件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其间充满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综观当今世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包括已现代化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其发展道路是极为坎坷的。他们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把握住了新生的机会，从而最终实现现代化；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沉沦；或是“现代化受挫”；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成效；或是还没有完全将脚步踏在现代化的起点上。正是鉴于这种状况，美国社会学家布莱克说：“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1）]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能够获得布莱克所说的“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恐怕只能是少数。因为，在资本关系还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抑或说在先行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世界历史的轴心地位的时代，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重合）都普遍面临着共同的世界历史难题的困扰，即：可以借鉴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或经验），但又容易受其限制（或妨碍）；很难直接地把传统的物质积累和技术工艺用于现代化建设，故易于被迫接受一种基于先行现代化国家（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由于必然要经历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因此，一方面他们以往那种协调控制的深层基础很可能被现代化进程所破坏，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在自己从未需要过、也很难支撑的规模上进行协调和控制。这种世界历史难题也同样困扰着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由于我们在现代化的前期阶段较好地解决（不是最终解决）了上述世界历史难题，把各种破坏现代化建设因素所产生的负效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故能够较顺利地完成跨世纪发展战略的第一个预期目标，但是，我们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就意味着我们将会继续面临着上述世界历史难题的困扰。
    以上我们简述了“世界历史难题”的一般。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同时还面临着各自特有的难题的困扰。因此，在实际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历史难题”的一般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各自特有的难题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这就使得解决世界历史难题的复杂程度是语言文字所难以描述的。就我国而言，仅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其过快增长[（2）]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这两大历史包袱，就足以使解决世界历史难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当然，在解决世界历史难题、最终实现现代化方面，我国也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历史悠久，文化统一，其文化凝聚力和生存延续力的深度是实现现代化的根基；具有比较有威信、有凝聚力的社会主义中央政府，从而获得了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它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能力和力量，为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服务；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具有令人羡慕的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享有大国的规模经济效益，等等。但是，这种优势既不会直接转化为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具体步骤，也不会直接转化为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世界历史条件。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无力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原有优势的效应被抵消，致使最终丧失实现现代化基本条件的国家，是并不少见的。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成功与失败的最重要的区别，并不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的主体能否不断地形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
    那么，社会主义中国在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能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从而最终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以为，在这里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是意义不大的，重要的是作具体的分析。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中国要能够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具备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把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视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吞没”了各个民族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恰恰相反，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保持着它们各自确定的民族或国家“形式”。其二，不能把“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简单地理解为一定的外部条件，也不能把它视为脱离一定的现代化主体的选择活动而“自生”的条件。“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是指，在置身于世界现代化过程的社会主义中国正确的选择活动中形成的使他能够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从而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在这里，“能力”、“正确的选择活动”与“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是一回事。
    我们以为，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有效地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是社会主义中国能够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所必须具备的主要的世界历史条件。
    （一）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或国家，其经济发展必然是开放型的。综观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外开放型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大体上有三种：初级产品加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这三种经济发展模式是现代开放型经济的三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形态。初级产品加工模式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初级形态。进口替代模式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更高一级形态。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竞争力，一国经济才可能直接地、较有成效地进入世界市场，抑或说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三种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在时间上是继起的，而且在空间上是并存的，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便更是如此了。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发展极不平衡，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总体状况以及各地区、各部门（或各行业）的实际，吸取这三种模式各自的长处，逐步地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内部的“互补性”来增强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的应变能力。这里所讲的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就各地区而言，在经济比较落后地区以逐步实施初级产品加工模式为主，在经济有了相当程度发展（与落后地区相比）地区以逐步实施进口替代模式为主，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以逐步实施出口导向模式为主；就各部门（或各行业）而言，在一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非基础性、非支柱性、非带头性”的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初级产品加工模式为主，在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还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性、支柱性、带头性”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进口替代模式为主，在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基础性、支柱性、带头性”和“非基础性、非支柱性、非带头性”的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出口导向模式为主；就国家整体而言，既要合理地提高出口初级产品的价值和有效地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又要鼓励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为此，就必须并行不悖地实施上述三种模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它们各自的长处，并在这种整合中把这三种模式的负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以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想不受已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的束缚，超越依附关系，就必须正确制定和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
    自主不是纯粹的“内因”行为。就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言，自主是对发展的主动权的把握，是吸取、消化各国长处的一种能力，它标示着开放的主体对内外因协同作用效应的最优化整合。确认了什么是自主，对外源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从广义上看，外源是指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对其某个构成部分的作用和影响所产生的效应。自主与外源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只有通过外源，才能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发展的自主性程度又规定了外源的范围。如果在实践中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外源就有可能转变成为一种外部控制和压迫力量，自主就有可能转变成为“自负”或自我封闭。在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方面，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既要开放，又不能依赖外国；既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又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既不能急功近利，又不能妄自菲薄；既不能“全面出击”，又必须形成局部优势，迎头赶上。这可以说是处理自主与外源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但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把走自己的路与借鉴别国经验有机地统一起来。走自己的路是“自主”最为本质的方面，而借鉴别国经验则是“外源”由以实现的主体形式。因此，能否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能否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自主与外源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别国经验可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是别国已经得出的经验（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经验）；二是别国正在得出的经验；三是别国如何在总结已经得出和正在得出的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今后的战略走向。别国经验对于我国具有“先期实验”的意义。只有将别国经验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如何借鉴的问题。“借鉴”是一种辩证的批判，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照搬”或“全盘引进”。“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3）]辩证的借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把握自己现在和未来命运的能力。可见，辩证的借鉴与走自己的路应当是有机统一的。那么，如何在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子来呢？
    众所周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有的学者称之为“传统现代化道路”）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以对资源特别是非再生性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4）]一是以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换言之，对资源高消耗的生产体系和对生活资料高消费的生活体系，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由以依托的两大支柱（而这两大支柱又是建立在世界性的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的）。的确，这种现代化模式在广义的技术方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种由历史上形成的少数发达国家占有国际资源的特殊格局所决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其总体上不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5）]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都没有条件（故而也不可能）象少数发达国家那样，实现高消耗资源生产型和高消费生活型的物质现代化。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所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6）]只有立足于走自己的路才能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而只有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才能正确地确定走自己的路的世界历史基础。从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趋势的角度上看，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从以GNP增长为主要目标转向以保证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当然，实现现代化需要人均产值和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它决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观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决不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盲目攀比），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规模，转向追求全面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惟其如此，才能把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逐步地建立起：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适用技术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的制约机制；物质生产（或物质文明）与精神生产（或精神文明）的协调机制。从而真正地使自然、经济、社会、个人协调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所走的（或所要走的）这条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在人均GNP比较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人均消耗资源量比较少的情况下，使现代化的综合指标（包括经济、政治、资源、环境、人口、家庭、教育、科技、文体、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社会活动参与等类别，上千个指标）达到更高的层次。走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符合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世界现代化史表明，少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总体上是以危害世界大多数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环境为基础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发展即使对他们本民族或国家来说也是难以为继的。当然，我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在这方面，目前我们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会动摇我们走这条道路的决心。因为，摆在我们前面的严峻状况是：如果沿着以高消耗资源生产型和高消费生活型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的路子走下去，那么，到了下个世纪的中叶（即便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就快要达到其极限了。这不仅会给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灾难，而且还会给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