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建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而斗争，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这5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主要的世界历史条件。
    二、面临的世界历史机遇与挑战
    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条件“与”机遇“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故有时我们可以把”条件“和”机遇“作为相互重合的范畴来加以使用。但细微观之，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还是相对确定的：“条件”主要是就一定的行为主体而言的，一定“条件”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而一定“机遇”的产生则主要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矛盾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发展状况。虽然一定“机遇”的产生不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但是否能抓住和利用一定的机遇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与“条件”相比，“机遇”具有更大程度上的易变性和易失性）。对于一定的行为主体来说，他的一定的预定活动目标的实现，既需要一定的条件，也需要一定的机遇。进而言之，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而且也需要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是否出现了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中国是否能抓住和利用一定的历史机遇，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是延缓还是加速，也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中国是否能比较顺利地基本实现现代化。
    关于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机遇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即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曾错过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石油等资源性产品比较廉价、国际市场空前发展的良好时机。而当中国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已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又使他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四次长波的下波期（始于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延续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故从外部刺激中国经济起飞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上述观点从机遇的角度看到了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不利“情境”，从而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难性和曲折性，这是当肯定的，但有些失之片面。既要看到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不利的“情境”，又要看到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有利的“情境”。不利的“情境”与有利的“情境”（这里所讲的有利的“情境”即是指“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往往是并存的或互为因果的。我们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虽然不利的“情境”的确存在，但“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也正在向中国的现代化迎面走来。
    1.战后建立的以美国经济地位和影响为中心、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经济体系，由于70年代初期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和动荡而解体。经过70-80年代的大动荡、大分裂阶段，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大调整的过程，其时间肯定要持续到下个世纪初。在大调整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调整的目标定在经济政策、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上，而发展中国家则把调整目标定在协调内向与外向、国营与私营、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外延与内涵的关系上，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个国家的调整目标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实际上，世界经济大调整的过程也是具有不同性质和方向的改革并存发展的世界历史过程）。目前处于调整过程的世界经济，其一体化发展出现了两种相互联系的态势：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均衡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日益高涨，由此逐步构成了世界经济多极格局（世界经济结构的基础单位不断由单个国家转变为地区或国家集团）。可以断言，“多极”、“块式”、“网络”将是世界经济结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基本形式。二是，跨国公司的全盛发展，不仅形成了以跨国投资、生产、贸易、技术和人员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不断扩增的国际经济活动领域，而且使跨国公司本身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的主要角色和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这两种态势使多极协调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也使国际协调在多层次上展开）。
    处于大调整阶段的世界经济及其一体化发展的态势为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有利“情境”，具体地说：有利于中国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多边贸易战略；有利于中国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利于中国在技术方面辩证地借鉴别国改革和现代化经验，从而也有利于中国在改革和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过程中走出一条自主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同时还有利于中国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富有成效的斗争。
    2.自80年代以来，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进入了间歇阶段（这个阶段将持续到下个世纪初），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吸取、消化、创造性地运用原有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由于科技革命周期律的作用，于40年代末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的高潮已过，能够左右经济发展的科技革命成果的推动力在减弱，而许多新的科学技术还处于研究或初步应用阶段，一时还难以成为带动整个经济（指世界范围）高速发展的因素。虽然现在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努力研究开发新技术，并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但并没有由此形成发展世界经济的强大动力。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真正开发且实用的新技术并不多。在本世纪下半叶，诸如生物工程、宇航工业、海洋工程、新能源工程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还仅处在草创期，难以出现重大突破，也难以大量、广泛地运用实际生产过程中。近年来，有许多国家的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发展很快，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还不足以弥补传统产业部门生产率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更不能左右整个经济的发展，且运用于这些新兴部门的科学技术大都源于40-50年代科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发展。随着与这些新兴部门相关的技术群进入发展的“饱和期”，突破性的变革将难以出现。
    对于将传统的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革命并举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现代科技革命的这种间歇阶段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它给予了社会主义中国吸取、消化、创造性地运用原有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在技术经济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世界历史时间。抓住并充分利用这种世界历史时间，社会主义中国就有可能在现科技革命第二次高潮到来之时站在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的起跑线上。这样，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向更高的目标奋进。
    3.世界经济的调整和现代科技革命的间歇使世界产业结构发生变动（如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等），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经济、扩大出口、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利时机。
    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曾抓住了这种时机，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例如，韩国以电子、汽车行业为主，走以“科技为基础的质量出口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对于有发展前途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精密化学、精密机械、计算机、航空等）注重技术引进和吸收，而对生物工程、信息等新兴高技术产业则努力参加零部件生产，以获取技术，有计划地重点开发。再如，新加坡把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了电脑、生物工程和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现在，仅生产电脑及其有关软件、附件、器材的企业就有数百家。与此同时，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也发展得非常快。我国也应进一步抓住这种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其基本内容是：初级产品加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构成完整的工业化增长体系；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为方向，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相融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推动整个产品结构走向工业化和高附加值化。实际上，紧紧抓住上述时机不放，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结合整个产业的调整来协调自身的地区经济布局。
    4.经过30年左右的酝酿，目前亚太经济圈正在形成之中，这有利于带动身处这一地区的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因为，中国经济与亚太各国经济、特别是东亚各国经济之间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互补性。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特别是东亚经济奇迹般的腾飞，使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例如，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约有2／3的出口和1／2的进口是在亚太地区进行的。这既说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正在不断提高，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共识），又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亚太经济合作。当然，目前中国参与亚太产业分工的层次还不高，与日本、新加坡等国相比，基本上处于垂直分工状态；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相比，基本上处于水平分工状态。因此，我们要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各层次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在普遍扩大与各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与东亚、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两个地区在下个世纪有可能率先形成次区域性的有形经济圈）。进而言之，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的是：全力促进东亚、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开发印支市场，通过成功的次区域性合作来进一步提高我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进而提高我国在整个世界中的经济地位。
    5.通过十几年的改革，稳定的、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
    近年来，西方国家为了使其经济发展真正走出低谷，竞相到中国投资。国外有一位资深的经济权威对此有感而发道：“20多年前，我是不会鼓励商人们到中国投资的。但现在我会说--如果你要短暂的利益话，请到美洲及欧洲去，如果你要烧伤自己的手指的话，请到前社会主义地区（指现在的独联体、东欧地区--引者注）去，如果你要长期的利益的话，请到中国去。”[（10）]当然，中国这一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是不能任人随意开发的。开发中国市场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为此，我们应起码注意两点：其一，以市场调节资本的输入。在国际上，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具有“互替性”，如当某种商品的国际流动受阻时，该商品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便起而代之。因此，我国在引进外资时，应有计划地阻止某些商品的流入，以迫使外方用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要素的流入来代替（或迫使对方采取投资优惠政策）。其二，根据产业结构的具体情况，有计划地开放市场。我们引进外资，不能仅限于满足国内建设或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而且还应从引进竞争、促进国内产品升级换代的战略高度来安排。对还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产业坚决实施保护，而对具备了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产业则要逐步取消保护，推向国际市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市场优势，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求得经济的自主发展。
    6.国际关系在总体上走向缓和。虽然当今世界仍旧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和平与发展正日益明显地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理解，故不赘述。
    上述这6个方面的机遇是互相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世界历史机遇。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机遇也可以转化为风险。
    例如，由于旧的国际分工（二次世界大战后表现为“世界城市型”地区与农矿业低技术加工以及污染工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地区间的国际分工）所使然，世界经济的调整和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间歇也同时具有扩大世界经济两极分化的作用，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其表现之一是：在“调整”和“间歇”阶段，发达国家将一部分制造业（往往是污染工业、夕阳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对另一部分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以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发展新兴工业和改造传统工业的优势都在发达国家一边，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目前日本在亚太地区所推行的“雁行模式”的劳动分工体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