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自80年代以来新叙事史的复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些变化，我们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方法上的改变，似乎涉及到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但就总体而论，还不能说是一种新的史学范型的确立。我们大体倾向这样的意见，新叙事史的复兴，是现当代新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对自身缺点的一种纠偏，或者说是新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并不构成绝对的对立。至于说到新叙事史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前已述及，两者是不同的，因此不能说新叙事史的复兴是倒退到传统史学。当然，战后各国的传统史学，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还不可小视。新史学不可能完全排挤掉传统史学，但后者终究还达不到与新史学分庭抗礼的地步。
    从新叙事史的复兴来观察今后西方史学乃至世界史学的走向，它将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发展趋势呢？这里引证中外两位学者的见解，以求达到“管窥蠡测”的功效。
    前苏联学者古列维奇这样说：“下一世纪的历史科学将首先是一种以心理学和文化学为方向的知识。这个预测是以对史学的最新流派也是最有前途的流派的研究为依据的。毫无疑问，这些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而主要的是，还需要获得应有的理论基础，史学就会变成关于人的科学”（注：古列维奇：《历史科学与历史人类学》，《哲学研究》1988年第1期。）。
    我国学者陈启能这样说：“西方史学愈益重视的是人的研究，人的主观世界的研究；表现在史学写作上是人文化取向的加强；表现在方法上是对历史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等方法的重视；表现在跨学科研究上是与研究人（尤其人的主观世界）的学科结合的增多；表现在题材上是文化、心态等比重的上升，等等。”（注：陈启能：《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中外两位学者的识见，将会有助于我们考察今后西方史学的发展前景。看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史学的人文化趋势将会加强，但战后西方史学的发展并由之而引起的或论证或叙述，或科学化或人文化的摆动，并不就此终止，说不定就在未来的某个时期，西方史学又向科学化倾斜，摆向另一端。
    三
    在谈及当代西史学的发展前景时，有一点需要另作论述，那就是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它不仅同前述西方新史学在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新的变化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未来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相牵连。
    界定后现代主义同定义现代主义一样，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对后现代主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较为认同的说法，对于这样一个相当宽泛与繁杂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只能罗列若干表征以见一般。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是一股起于西方社会的思潮，它发韧于战后，正式出现是在60年代（尤其在1968年法国发生的五月风暴之后）。既称“思潮”，必须有“思”，且其“思”已形成为“潮”，它从最初风靡欧美的文艺思潮，而日渐超越文艺领域，扩至哲学、社会学、美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股颇具声势的社会文化思潮。从许多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一种反思和批判，当然这里并不存在严格的时间序列，即不能把后现代视作现代之后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反传统、反体系、反中心的思维模式，于是，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等则成了对它的特征的一种概括。（注：参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引入当代中国的一种西方学说，已在学界激起了回响，当然是不同的回响。热衷于此的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已经来临，它不仅日益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目，而且逼得人们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又说，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是当今文化、哲学、美学研究的前沿，一切重大的理论命题和困境无不与之有关。同时，对它的研究将在文化的若干方面对我们走向现代化具有启示和反思意义。这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值得我们全面重视和深入探究。（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8页。）但也有对此泼冷水的，如有人就对这种“后现代化热”批评道：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应当说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之中，国家、民族现代化百年大任远未完成，国人的科学、理性等现代素养仍很欠缺，在这种现实情境中奢谈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显然是对当代历史、文化现状的误读；世纪末的中国急需的是健全的“现代性”，而非“后什么现代”，前现代的文明处境让我们根本“后不起现代”，拥抱后现代主义不会使我们争取到超越于现代化、优于现代化的东西，而只会引领我们走上文明的歧途。（注：李万刚：《中国后现代，这是哪跟哪》，《中华读书报》1988年1月14日。）
    评判上述言论的孰是孰非，不是本文的任务，但不管怎样，在论及当代西方史学及其发展前景时，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不是吗？后现代主义思潮在70年代至80年代成为一种颇具实力的思想潮流之日，就是前文中谈及的叙事史复兴的趋势萌发之时。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后现代主义学说对史学发生的影响，远远及不上文学、美学、哲学，史学的滞后性在这里也得到了印证。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称呼与现代主义史学一样，都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思潮，不可能不对史学发生影响，乃至革命性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学思想上，而非具体的史学实践，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如此。这里的“史学思想”，既指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通常表现为历史观；也指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通常称之为史学理论（狭义上的）。
    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历史观与西方传统史学所沿袭的历史观是互不相容的。在西方史学史上，基督教史学第一次打破古代作家关于人类发展的循环论观念，在他们那里，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由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直线运动。近代以后，历史的进步观念更深入人心，我们不是看到许多历史学家把历史分成若干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阶段，历史成了有规律且连续发展的种种学说吗？进入二十世纪，这种线型的历史观念，曾受到文化形态学派的訾议，后现代主义则更是激烈地反对这种历史观，在他们看来，不是存在一种历史，而是有多重的历史；历史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多重的、多层面的；不存在一种时间，而是存在着许多时间。（注：参见陈启能、张艳国：《当前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回答》，《社会科学动态》1996年11月。）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这种多重的、多中心、多元的论见，是继文化形态学派之后对西欧中心论学说进行批判的一次更全面的清算，世界各文明是价值相等的论述在他们那里又融汇了某种新的含义，就像苏格兰诗人彭斯早就祈望的那样，“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从对方的视角去观察与思考问题。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自身的看法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理论上最突出的一点，是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否定客观真实性，这既与传统史学家兰克的“教诲”相悖，也与现当代西方史学家科学化的追求相悖。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也有说什么“历史首先是对情节的叙述”等等。他们摒弃解释。个别如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甚至否认任何解释的存在。如此看来，后现代主义重视历史学的人文性、艺术性，叙事的作用在他们那里被凸显了，故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称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并声言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西方历史思想未来的发展方向。（注：郑群：《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西方史学》，《世界史年刊》1996年（总第2期）。在中国大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我所看到的除前引陈启能的“答问”外，还有就是这篇论文了。可见，当代中国学界对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的反响还是很微弱的。）我们的确需要研究历史学家叙述语言的结构、意义等，但研究史家叙述语言之结构和意义，怎能取代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规律和意义的探索呢？故对后现代主义的这些说法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总之，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西方史学多方面深远的影响，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作出认真的研究。有消息说，“新历史主义”将继后现代主义之后而登上史坛。果如是，那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回应。
    作者附记：承《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厚意，邀作者从97年第4期开始，设立《当代外国史学》专栏，较为系统地介绍现当代的西方史学，至此共撰七篇，现己告一段落。在刊发这组系列文章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鼓励与支持，一些刊物按期转载了拙文，使之扩大了在学界的影响。在此，借这一角对《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尤其是主编王斯德教授的帮助，对广大读者的厚待致以诚挚的感谢。拙文疏漏与不当之处，亦望得到大家的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