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种经济成分”的概念，是在中共中央（主要是刘少奇）修改张闻天起草的经济提纲过程中正式提出的。张闻天起草的提纲原稿，沿用他7月18日讲话中“六种”经济成分的提法，但把“国家经济”改为“国营经济”，去掉“游牧经济”，增加“秋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指在东北的前苏联国家企业，名称均为“秋林公司”），并把排序改为：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品、秋林式的社会主义。（注：《张闻天文集》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7页。）修改后的提纲正式使用了“五种经济成分”的提法：“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尚有小部分自然经济，因意义不大，故略）。”
    第三，关于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走向和相互关系，以及党和人民政府应采取的基本方针、政策等方面问题，也是在起草、修改东北经济提纲过程中，经过张闻天、刘少奇的共同努力和毛泽东的指导，才达到比较明确和完整的认识的。据考察，张闻天起草的经济提纲原稿，全文共约8000字。1948年9月30日报中央后，刘少奇先后两次进行较大修改，两次报送毛泽东审阅。经第一次修改，原提纲的八个部分减为七个部分，字数增加到约12000字。10月26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认为文件“修改得很好”，并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10月31日和11月6日，刘少奇把修改后的提纲先后印发华北局有关同志和东北局征求意见，并在标题后面加写“草案”及注明“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字样。11月25日，东北局复电同意中央对提纲的修改。收入《张闻天选集》、注明“曾经中共中央修改和肯定”的提纲，即此次修改稿。经第二次修改，字数又增加到约17000字。但这次已经去掉“草案”二字的修改稿，一直没有印发。（注：参见张宝山：《对刘少奇修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考析》，载《刘少奇与新中国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3页。）由此可见，收入《张闻天选集》的提纲，已不再是张闻天个人的作品，它已把中共中央、特别是刘少奇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思想理论成果容纳进去了。一些论者在论述张闻天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时，所引用的东北经济提纲中的话，其实恰恰是刘少奇修改提纲时改写或加写的内容。以此为据来论述张闻天的思想贡献，是不准确的。如果把张闻天起草的原稿和中央修改过的稿子对照研究（注：《张闻天文集》第4卷收入了张闻天起草的原稿，并把中央第一次修改稿附后，这为人们对比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不难看出，不论是对各种经济成分性质、地位、走向和相互关系的分析，还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方针、政策的论述，两个稿本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大致可以这样说：原稿主要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修改稿则形成了内容更为充实、提法更为准确的理论系统。由于两个稿本均已收入《张闻天文集》第4卷，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对照引用原文了。
    第四，毛泽东在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和经济方针问题时，是同时肯定了中央九月会议和东北局文件的意见的。毛泽东说：经济建设方针，去年九月会议讨论了一下，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经济成分包括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个体。东北有个文件，基本是对的，与九月会议讨论的精神相符。又说，合作社必须发展，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36页。）这就告诉我们，对党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来说，当他正式发表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和经济方针的意见时，是把中央1948年九月会议精神和东北局文件的探索成果同时考虑在内的。不言而喻，这也就同时肯定了刘少奇和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贡献。这里，毛泽东还把张闻天、刘少奇所讲的“小商品经济”改为“个体经济”，从而形成了后来被七届二中全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采用的正式的提法。
    三、供销合作思想上的共识与分歧
    在中共领导人中，对供销合作问题较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刘少奇。张闻天对供销合作的关注也开始较早。他们都在1948年9～12月间撰文提出关于发展供销合作问题的意见。如果把这期间刘少奇、张闻天的有关著作排列起来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他们在供销合作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相同的，但在有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他们之间的共识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们都十分强调供销合作在整个合作社经济及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刘少奇指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去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小生产者，并使他们在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采取过去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制度的那种“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而“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社，就是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及将来的集体农场等。而在目前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则是在经济上指挥农民小生产者的司令部，是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中心环节，是在土地改革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与小手工业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又说，供销合作社是把小生产者与国营经济结合起来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在革命胜利后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广大的范围内组织消费合作社是极端重要的。”（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34、20页。）张闻天对普遍建立供销合作社的意义也有充分的估计，指出：消费合作社是国家和小生产者之间“经济的桥梁”和“经济的纽带”。“如果我们在农村中城市中普遍的有了消费合作社，国家就可以经过这种合作社去和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直接结合起来。”而这种经济的结合，又会刺激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推进生产合作运动的发展”。因此，“消费合作社应当是群众的普遍的经济组织”。（注：《张闻天文集》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9～20页。）张闻天还把刘少奇修改东北经济提纲时加写的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是在经济上指挥农民小生产者的司令部，是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中心环节，是土地改革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与小手工业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的观点，写入他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议草案中。（注：该决议草案中写道：“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必将日益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农村商品生产的指挥机关。我们必须使供销合作社成为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中心环节，成为土改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小生产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见《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65页。张闻天起草这个决议草案时，东北局已收到刘少奇对东北经济提纲的修改稿，并已复电中央表示同意。这段文字无疑是吸收了刘少奇修改东北经济提纲中提出的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