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更为明确和坚定。以往时期，党虽然主张团结和联合宗教界，但尚未直接提出要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表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时中共组织的各种抗日团体，都充分吸收宗教界人士参加。如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组织章程》就明确规定：“边区抗日人民，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者，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等，均得登记参加组织为本队队员。”（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这就把宗教信徒包含在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之中，成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武装组织。晋察冀边区农民抗日救国会、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都吸收宗教界人士参加。1940年9月，彭德怀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就指出：“社会统一战线工作正在向各方面发展”，与教会“建立了一些友谊关系”。（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0页。）
    当社会上对基督教在抗战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怀疑和误解时，《新华日报》还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以《抗战与基督教徒》为题，为其辩解道：中国的基督教徒，都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者，“应当特别指出，基督教青年会团结了许多青年，成为中国青年中一种很重要的组织。在目前，中国民众组织性一般薄弱的状况下，基督教青年会能够团结这样许多广泛广大的青年群众，很值得我们的重视。”（注：《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这就对基督教青年会在团结民众、组织民众抗战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与基督教徒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广大基督教徒一起抗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不仅如此，1941年4月，《中央城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还指出：要利用基督教的组织来组织群众。这一利用宗教组织来为党的群众工作服务的主张，更是以前没有提及的。中共中央当时还设想，要把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宗教活动和宗教机关，宗教机关应有“特殊组织”。（注：《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还注意做好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1939年4月，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南岳会见了祝圣寺法师暮笳、演文、巨赞等人，和他们一起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强烈震动了南岳宗教界。后来，巨赞法师同暮笳法师率南岳僧侣200多人，发起组织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叶剑英知道后建议改称“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以体现“佛教救苦救难”的宗旨，团结更多的和尚、尼姑和道教徒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在该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叶剑英还作了题为《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1939年5月，周恩来在汉口专程拜访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向他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1979年3月5日《文汇报》。）1941年12月和1943年5月，周恩来又二次会见吴耀宗，详细阐述了党的宗教政策，并对宗教界人士为抗战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39年4月6日，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百岁诞辰时，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1940年11月，延安召开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回教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为争取广大伊斯兰教徒抗日，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赴会并发表了讲话，宗教与民族团结抗战的关系，是讲话的主要精神之一。中共宗教政策的成熟及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不仅有利于调动宗教界的积极性，也消除了宗教界对共产党的不少顾虑，从而促使他们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可见，党关于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较之以往更为明确和深刻了，这是党的宗教政策走向成熟的又一表现。
    （三）对待外国传教土的政策更为合理和完善。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党对待外国传教士的政策显得更为理智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就申明：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进行宗教的活动。（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44页。）1944年8月，《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再次强调：“我们容许外国牧师神甫来边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堂房产；同时这些神甫牧师亦须给我们以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之保证。”（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75页。）这说明，我党对外国传教士及其宗教活动的保护是有条件的，即要尊重中国主权遵守政府法令，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这较之土地革命后期对待外国传教士的政策又有了进步。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与外国传教士有一些接触和交往。如周恩来与圣公会大主教吴德施就有一段交往。吴德施是美国人，1896年来华传教，1904年至1937年任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抗战开始后，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来武汉从事革命活动，得到了吴德施的理解和支持。周恩来通过他向世界宣传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吴德施也积极参加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许多活动。1938年4月19日，吴德施主教离开武汉时，《新华日报》以“吴主教临行赠言，巩固统一战线”为题发表了吴德施的告别辞。（注：《人民日报》1993年9月12日。）
    对待外国传教士的完善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嬴得了外国传教士的信任。1938年曾由平凉到庆阳视察过教务的西班牙天主教主教高金监，1944年11月再到边区庆阳时，深感庆阳“面貌一新……人民信仰自由，政治民主、生活富裕，堪为其他地方仿效。”（注：《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日）在庆阳传教的美籍天主教传教士薛乐达1945年10月到延安参观后由衷地感叹中国共产党“治国有方”，说“今日的延安已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重要地了”（注：《解放日报》1945年10月30日。），表示要将所见事实告知全体国外的朋友。1944年曾随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过延安的美联社和英国《曼特斯特卫报》、《新闻时报》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著名记者斯坦因在他的书中写道：“1939年我来到中国的时候， 我最初听到的对于中共的友好意见竟是出诸美、英、加各国传教士之口，我大吃一惊”。他还写道，当他去延安之前，“遇到一个外国教士，在内战最后一个阶段，他在现在的边区工作，一直到遵守理事会命令撤退为止……他告诉我，‘我赤区，我们从来没见过宗教迫害。国共军队在我们一县作战，当我们不在时，教堂被红军司令部占据着，但我们回来后马上就让出来，……对我们很客气很公道’。”斯坦因还看到延安约500个基督教徒，“没有一个因宗教信仰而蒙受不利”，信仰基督教的人仍可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回、蒙等少数民族也得到了应有的权利，“他们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建立了新的回教寺院”。（注：转引自郭林：《陕甘宁边区的宗教政策及其历史作用》，《宗教》1992年第1期，第71页。）外国传教人员在边区的亲身经历和象斯坦因这样的著名记者所写的对解放区的真实报道，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使当时盛传的“共产党消灭宗教”的谣言不攻自破，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誉。
    对待外国传教士政策的完善，是党的宗教政策走向成熟的另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