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的宗教政策走向成熟之成因
    概而论之，抗日战争时期，促使党的宗教政策走向成熟的因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对宗教研究的深入。抗日战争时期，党对宗教问题的研究较之以往更为深入，认识也更加深刻了。
    1937年4月，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对原始的宗教的世界观、观念论与宗教的关系、宗教的起源及其形态、古代宗教的特征及基督教的起源、宗教在现代社会上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与宗教的斗争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社会学大纲》出版之后，李达立即将此书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向延安新哲学会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们推荐，指出这是一本好书，在十年内战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非常难得的。
    1938年，毛泽东在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时作了许多批注。当读到书中有关宗教问题的论述时，他写道：“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认为超自然力支配个人，社会及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不理解自然力及社会力这个事实而发生的。”他还指出：“生产发达，对自然力逐渐理解的多，宗教发生的第一个根源渐渐失去。然社会的阶级制度确立，社会力仍觉不可理解；加以万物有灵论深入人心，故宗教仍然存亡（在），但依各个特定社会形态而变化了宗教的形式与内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215页。）这种对宗教本质及存在根源的深刻认识，就为党的宗教政策走向成熟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专门设立了研究室，对蒙古、回回两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研究，从而对其宗教信仰作出了合乎实际的结论。1940年4月，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就指出：“伊斯兰教对回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原是兴起于反对异族侵略与内部压迫的环境中，它富有反抗的精神，教义中还包含着社会的、文化教育的以至政治的制度之规约。回回民族由于自己的历史环境至今牢固地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传统。伊斯兰教成了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织部分，与团结奋斗的神圣旗帜；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了回族文化发展与民族觉醒、阶级觉醒的障碍，回族内部与外部的黑暗势力就利用它来作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87页。）这种实事求是的深入分析，就为党制定更为完善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政策走向成熟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宗教界在抗战中的积极表现和外国主教、传教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使党对宗教界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从自身实际和特点出发，为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工作，如通过发表通电、宣言、文章或开展宗教活动宣传抗日；组织救护队，设立士兵医院、俱乐部、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利用宗教国际性特点，对外广泛进行宣传，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甚至组织武装直接参加抗战。因此，中国宗教界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主教和传教士所在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尖锐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上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因而不少外国主教和传教士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同情和支持。1937年12月20日，罗马教皇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在广播电台发表“耻诞节献辞”的演说。他劝告国人“应该牺牲我们自己，献身社会，以谋求中华民族的福利”；并号召“由东西各国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主教、神父、全国的教友，协同中华国家共同合作，以期达到中华民国国家和民族幸福之目的。”在演说中，蔡宁还提出了节食、捐献衣服、献金、减少生活必需品、打开家门收纳难民等八项工作，要求教徒实行。（注：《耶诞节献辞》，1937年12月21日汉口《大公报》。）此番演说出自一个外国主教之口，足以说明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对中国信徒也富有教育性、鼓动性。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发表专门声明，谴责日本侵略，为中国作人道正义的呼吁。一位加拿大籍传教士发表文章，除了抨击日本的罪行外，还呼吁“西方所有善良的人们，拒绝向日本出售铁和石油，日本正是用此来折磨、奴役中国的。日本的战争物资32%来自美国，30%来自大英帝国。没有我们的帮助，日本就不能继续屠杀中国。让我们停止援助日本。”（注：《保卫中国同盟新通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上海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饶神父，为救济中国难民，1938年5月赴美请命，并晋谒罗斯福总统，请总统告以美国各界，全力赞助中国抗战。在美期间，饶神父还努力向各方募集捐款。此外，有的外国主教和传教士或对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或捐赠款项，或投身伤兵及难民的服务工作。正因为如此，1939年12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敬谢全世界同情中国的宗教家》，对外国主教和传教士给予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深切敬意。
    这样，中国宗教界在抗战中的积极表现和外国主教、传教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支持态度，加深了我党对他们的认识，这是促使党的宗教政策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和国民党利用宗教反共，使我党更加意识到了宗教的重要性。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过程中，除使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外，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从事征服中国的活动。从侵华战争开始，以至整个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都十分注意利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宗教力量，采取各种手段，力图分裂和瓦解中国宗教界的团结，破坏中国的抗日民族-战线。比如，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日本侵略者就散布谎言，说“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大亚细亚主义”的制造者矶部美氏还向东亚一切佛教民族侈谈对中国的战争可以建立“新摩揭陀帝国”。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积极利用宗教反共。如1943年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制定的反共计划书就指出：要拉拢全省各地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收买全省各地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发动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运用基督教民，向在当地之外国教师宣传中共之一切暴行，取得国际间之明了与同情。”（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303页。）
    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和国民党利用宗教反共的严峻形势，引起了我党对宗教问题的更加重视。194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视天主教、耶稣教教民工作的指示》就强调：“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这也是促使党的宗教政策走向成熟的一个因素。
    应当说，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宗教政策之所以能走向成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