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巨大的成功和明显的过失共生同存：社会动员的正负两面效应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个胜利确实是伟大的历史性的，因为它开辟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动员无疑充当了新时代来临的助产士。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广泛、深入、巧妙的社会成员，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在极短的时间内聚积起实现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筑起了通向新时代的高速通道。
    但是，从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分析，强化社会动员必然带来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导致“提前完成”的绩效出现。换个角度说，强化社会动员大大增加了“要求过快、改变过急”的可能性。确实地说，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本人的部署和计划，就是说，连持激进态度的毛泽东也没有预料到。1955年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提出1960年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社，高级社1960年以后再开展；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初级形式合作社，“多数地区要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即到1958年春实现；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又提出，1956年实现初级形式合作化，1959年或1960年实现高级形式合作化；1956年1月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又把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提前到1958年。但是运动实际进程还是远远超过了这个不断加快了的计划。这种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的改造速度完全是社会动员造成群众参与过度的结果，这也正是依靠社会动员推进运动进程带来的负面效应，即执行政策的速度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运动的进程脱离预定的时间表，造成运动的初期和后期结果的差异，类似的情况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革”及其后的历史中曾经反复重演。
    与此相关，改造运动中对速度的追求必然是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为代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推动下，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面对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新形势，中央只好改变原来制定的在1956、1957两年内分期分批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计划，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做法。正如陈云所说：“他们要求的很厉害，天天敲锣鼓，迎接公私合营就只好倒了个头，先承认公私合营，再来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第766-76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这种打乱工作部署被迫调整工作步骤的做法，在农业、手工业合作化高潮中同样是大量存在的。可见，正是高潮期带有强制暗示的组织型动员导致了对改造前期自愿互利原则、典型示范方法和由低级到高级逐渐过渡形式的放弃，也冲掉了因地制宜，实行“过于简单划一”的改造形式。所以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出现的“四过”问题也是合作化社会动员的后遗症，从这一点上说，在社会运动中，如果对社会动员负面效应失去警惕轻则遗留缺憾，严重的还可能导致整个社会运动的反向逆转。对此，国史上曾有过值得记住的教训。
    四、“动员-巩固-再动员-再巩固”：集中动员型体制的形成和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波动
    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以所有制变革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变迁。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实现这场社会变迁大体上存在三种可能方式：第一种是自发式发展。从五十年代初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发展起来两种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积极性，另一个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在劳动互助的积极性驱动下，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组织，这些劳动互助组的出现虽然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但它是农业合作化的自发形式，其前途是合作化，即使没有外力推动，它也会缓慢发展的；第二种是引导式发展，即针对中国国情，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一步步地把当时已经出现的初级形式的合作组织引导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引导过程中，通过典型示范，让个体私营生产者经营者看到和体验到合作化集体化的优越性，切实遵循自愿互利原则。社会主义改造前期比较多地强调并采用了引导式发展的形式。第三种是动员式发展。动员式发展强化宣传和行政的外力作用，削弱经济力量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采用带有暗示、规劝和强制的组织型动员，用政治理想和口号作为教育群众的思想动员武器，把政治运动作为经济活动的发动手段和保证，使得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具有明显的行政推动型特征，中断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生长进程，导致社会经济自组织成长的断开和集中动员型体制的确立。
    由于集中动员型体制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形成的，在制度变迁中，初始制度选择会提供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困难、艰巨、深刻的社会变革的迅速实现，大大强化了集中动员型体制在领导层的肯定性认识（发展到极端即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按照诺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说，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往往会出现良性或恶性循环；而当恶性循环出现后，要跳出这种循环怪圈殊非易事。所幸的是，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后，不断聚集的否定性因素终于导致七十年代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也正是对农民自发性创造加以引导式发展的结果，它的确立意味着集中动员型体制的逐渐衰落，相应地，中国现代化开始重新启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促进社会经济自组织机制成长的内生型社会变迁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