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新思潮派”的理论贡献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60年代初，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将“新思潮派”概括为：“新思潮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之下的革命知识分子”；“新思潮派以王学文等为代表，因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新思潮’杂志而得名”（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由此开始，从新编《辞海》到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材、论著，基本上都袭用了这一概括（注：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1页；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郑德荣主编：《中国革命史教科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13页；陈旭麓主编：《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4页；高军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433页。）。近年来，随着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不难发现，无论从派别基本性质、成员由来归属，还是从其主要代表人物来看，人们对“新思潮派”所下定义都显得不够准确、完善，因而有必要继续加以探讨。
    一、“新思潮派”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理论工作者团体
    从表面上看，“新思潮派”是以刊物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左翼文化人的松散群体，其实不然。
    首先，从《新思潮》月刊本身来看，它并非是一般的左翼文化杂志，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坚强堡垒和“新思潮派”的主要战斗阵地。它与后期创造社主办的《思想》月刊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实际上已是直接受中共中央文委领导的理论刊物，其编者和主要撰稿人朱镜我、王学文、吴亮平、李一氓、杨贤江、彭康等本身就是中央文委成员，其性质也已由兼及文艺但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转化为纯粹的社会科学期刊。出版发行《新思潮》的江南书店，此时也已由创造社的“二线机构”变为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基地和开展左翼文化工作的联络点，其负责人即为文委领导成员，店内的职员也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注：江南书店除刊行《新思潮》月刊外，还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在该店出版后，被毛泽东从红军攻下漳州的战利品中发现，毛泽东对此书十分珍爱，一直带在身边认真研读。）。
    其次，从“新思潮派”的基本成员来看，他们并非是受共产党影响教育的普通知识分子，而全都是负有特殊斗争使命的共产党人。在对这个问题展开具体讨论之前，首先必须对“新思潮派”的成员稍作界定。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新思潮派”指的是那些创办《新思潮》月刊，以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在该刊上撰文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积极参与论战的有关人员。但是，人们习惯上往往把那些在论战中和《新思潮》观点相接近的人也统称为“新思潮派”。以这个界定为标准，那么可列为“新思潮派”代表人物或基本成员的是前一类中的朱镜我、王学文、潘东周、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诸人（注：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潮》将张闻天、何干之也列为“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是不恰当的，说“王学文、潘东周、刘梦云（张闻天）、李一氓等人以《新思潮》为阵地，对‘动力派’散布的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更是不准确的（见该书511、514页）。张闻天从未在《新思潮》上发表过文章，1931年2月他从苏联回到上海时，《新思潮》已经停刊7个多月，其所撰之《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系1931年8月发表在《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上。因此，在基本观点上可以将张闻天归属为“新思潮派”，但不能将他列为“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或基本成员。何干之则是1933年底由广州来上海的，其所著之《中国经济读本》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分别出版于1934年9月和1937年1月，其时论战已经结束。），显然并非是普通的左翼文化人，而是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著名共产党人。他们不仅是战斗在文化理论战线的职业革命家，而且是有很高造诣的学者，其中多数人还担任了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如潘东周、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都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王学文、朱镜我也是1927年、1928年大革命失败初期入党的党员。在所列举的6人中，有4人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大、京都帝大。其中潘东周是中共六大列席代表，1929年回国后接替李求实就任中央宣传部秘书，1930年8月还担任过中共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注：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料史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99、133页。潘东周又名潘问友和潘文育，过去有人误以为他是叛徒，现已弄清他是一位有曲折经历的革命烈士。见刘尊祺的《往事的回顾》，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0辑。）。朱镜我是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注：朱镜我于1930年3月便接替潘汉年担任中央文委书记。见《冯雪峰谈左联》、《冯雪蜂致陈则光的三封信》、《阿英忆左联》，刊《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吴亮平是中央宣传部干事，王学文是中央文委委员。同为中央文委委员的李一氓则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
    再次，将“新思潮派”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便可发现，它是一个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委直接领导，并负有特殊斗争使命的文化理论团体。在上述列举的6位“新思潮派”基本成员中，朱镜我、王学文吴亮平、李一氓4位是中央文委的书记和委员，另一位潘东周则负有联系指导文委工作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思潮派”的主体几乎可说是中央文委的变体。除了同中共中央有密切的组织联系外，“新思潮派”自身又是一个稳定团结的工作群体。从思想政治方面来看，他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相同的见解；从组织上来看，其基本成员大多长期编在文化支部内，后来又同在中央文委工作，互相间非常熟悉了解，并有着深厚的同志情谊。为了开拓阵地，除江南书店和《新思潮》杂志外，他们在论战高潮时期还相继出版、创办了《社会科学讲座》、《社会科学战线》、《文化斗争》、《世界文化》等一批文化理论书刊。在参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政派展开理论斗争的同时，他们还担负了组建、指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任务。
    此外，与托派开展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也并非是“新思潮派”在1930年春突然发起的孤立斗争。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为了制定科学的革命纲领，便已开展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7年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1929年中共党内在开展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中，更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和前提下，中央文委通过《新思潮》月刊连续组织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正确观点和主张，批判托派和新生命派的错误理论，深入开展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直至1930年4月15日刊出《中国经济研究专号》。由此观之，参加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并非是在《新思潮》上发表文章的一般左翼文化人的自发、分散行为，而是“新思潮派”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因此，只看到“新思潮派”成员的个人活动，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有密切联系的群体，以及简单地将“新思潮派”视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之下的革命知识分子”或“进步的史学家、经济学家”（注：《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第2卷，第100页；《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第515页。），都是不全面不准确的，而且难以反映事情的真相和本质。客观地说，“新思潮派”确实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特殊战斗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