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思潮派”与创造社和社联的血肉联系
    要搞清“新思潮派”的来龙去脉，准确把握其性质内涵，就必须研究它同后期创造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之间的内在联系。
    众所周知，创造社本是著名的小资产阶级文学社团。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随着郭沫若、李一氓等共产党员和朱镜我、彭康等在日本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来到上海参加工作，创造社便开始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转变。与此同时，创造社同中国共产党即发生密切联系（注：如周恩来曾亲赴郭沫若寓所会见朱镜我等后期创造社主要成员，瞿秋白也特派郑超麟前来指导。见《冯乃超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1928年5月朱镜我、彭康等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创造社的人员结构便发生质的变化。同时，随着郭沫若、成仿吾相继出国，“帝大系统”出身的朱镜我、冯乃超、彭康等便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取代张资平、王独清而成为创造社的领导核心。再加上潘汉年、王学文、李一氓等共产党人，创造社实际上已嬗变为直接受中共领导的革命文化组织，其社团意识日渐淡化，活动范围大大拓展。
    1929年2月，创造社遭国民党查封。此后，创造社作为一个合法社团已不复存在，但其活动尚未完全停止。其主要成员朱镜我、彭康、李一氓、王学文等按事先部署，将出版部的全部书籍纸型转移到预先设立的“二线机构”江南书店，继续坚持革命文化活动。为着斗争需要，当年7月29日，创造社还曾与太阳社等联名发表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非战宣言》。由此可见，创造社被封后，其主要成员并未消散，而是利用其留存的资产和声望，继续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如他们同远在日本的创造社主要创始人郭沫若也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郭沫若也仍将自己看作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并经常在他们编辑的书刊上发表文章（注：如郭沫若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发表于《新思潮》第2、3期合刊，《经济学方法论》发表于《社会科学讲座》第1卷。）。所不同的只是这些活动已完全纳入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轨道，从而失去了原有社团的色彩。
    正是这些后期创造社的骨干人物，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变成了“新思潮派”的核心。如在前面叙述过的“新思潮派”的几名代表人物中，朱镜我、王学文、李一氓三位都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潘东周、吴亮平同后期创造社及其主要成员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李立三接任中宣部长不久，即指派潘东周代表中宣部与创造社发生联系（注：《冯乃超研究资料》，第95页。）。由此，潘东周便同朱镜我、王学文等建立起亲密和谐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并成为他们所编刊物的重要撰稿者。吴亮平回国后也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不久又参加文委工作，因而与同为文委委员的原创造社成员朱镜我、王学文、李一氓、彭康等成为关系密切的同志和战友，而且由此参加了“新思潮派”的活动。
    同样，也就是这些后期创造社和“新思潮派”的骨干，发起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成为其领导核心。早在筹建左联期间，文委中的潘汉年、朱镜我、王学文、李一氓、彭康和杨贤江、吴亮平、杜国庠等即已开始酝酿成立社联。这些最初的发起者几乎全部是原创造社成员和《新思潮》月刊的重要撰稿人。其后，社联成立的筹备工作即由潘汉年“出面组织”，朱镜我“具体负责”（注：吴亮平：《关于社联成立前后的点滴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1930年5月社联成立后，其第一届党团由朱镜我、王学文、彭康、杜国庠、潘汉年等5人组成。在这5人中，前3人即为后期创造社骨干和《新思潮》月刊的台柱，其中担任书记的朱镜我更是月刊的主编。
    此外，再从“新思潮派”和社联的任务目标来看，前者的基本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底经济的构造及其特殊的性质”，清除托陈取消派等所设置的各种理论“障碍”，帮助读者认清“现代中国的实际社会底阶段性”，正确“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并进而“参加解放中国民族之大运动”（注：《编辑后记》。《新思潮》第5期。）。显然，这与社联纲领所提出的五项“主要任务”基本一致。而如从时间上来考察，《新思潮》月刊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出版于4月15日，社联则原定于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正式成立。由此可见，参加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筹建社联本是同一批人在同一时间所进行的目标一致的两项工作。
    再者，从《新思潮》与《文化批判》、《思想》和《新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也可看出“新思潮派”同后期创造社和社联间不可分割的联系。1928年1月15日创刊的《文化批判》月刊是后期创造社的标志性刊物。《文化批判》被查禁后，创造社于同年8月15日又创办《思想》月刊。据王学文所称，《思想》即是《文化批判》的延续（注：王学文：《回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1929年2月《思想》再次被禁后，其同仁于当年11月15日又创刊《新思潮》月刊。考察这三个刊物的形式、内容、性质和主要撰稿人，其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三者都是大型月刊，创刊号也都选择15号为发刊日，主编又都是朱镜我一人（注：据冯乃超自述，他曾协助朱镜我编辑《文化批判》前三期。《冯乃超研究资料》，第97页。）。其中《文化批判》和《思想》均以理论为主，但又兼容文艺的综合性刊物，其栏目、内容和主要撰稿人都未变化，可以说后者实际上就是前者的翻版。与《思想》相比，《新思潮》虽然已变为纯粹的社会科学刊物，并已直接受文委领导，但基本内容、主要撰稿人和编者仍然相同。惟其如此，所以目前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新思潮》是“由创造社出版的刊物”（注：杨雪芳：《中国社联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甚至连重要当事人王学文也说《新思潮》是由《文化批判》、《思想》演变而来的，《新思潮》“开始是创造社办的，后来成了‘社联’的机关刊物”（注：王学文：《回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至于《新思想》和《新思潮》本是同一种刊物，只是为了同国民党周旋而改动一字而已。又因其7月1日出版时社联已经成立，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社联的机关刊物（注：《新思潮》第6期出版于5月15日，其时社联尚未成立。）。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就如《新思潮》系由创造社团体刊物演变而成社联机关刊物一样，穷其本，“新思潮派”的主要源头即在后期创造社；溯其流，则“新思潮派”衍生了社联，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坚强后盾和大本营，三者之间确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