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谁是“新思潮派”的主要代表
    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为起始，国内有关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之类的教材著述，几乎无例外地将王学文或王学文、潘东周两人列为“新思潮派”的主要代表。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主要是王、潘二人发表在《新思潮》第五期和《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上的三篇文章。这种列法其实只是承袭了何干之1937年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中的说法。但是，要判断谁是“新思潮派”的主要代表，一要看他在该派的地位，即组织领导作用；二要看他在论战中的理论贡献。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上述看法都显得不够全面、准确。它一方面完全忽略了组织领导者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选择主要代表作时又把眼光局限在1930年4月至6月这短短两个月中出版的一期杂志和一本书上。如果说何干之在1937年还要受到各种条件的局限，如白色恐怖的迫害，资料搜集的困难，以及对“新思潮派”内情的不甚了解，那么今天这些局限早已不复存在，我们理应得出更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只有朱镜我才称得上是“新思潮派”的最重要代表。
    朱镜我，浙江鄞县人，1918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3月自东京帝大社会学科毕业后又入京都帝大大学院继续深造。同年10月应成仿吾邀请回上海参加创造社的革命文化活动。鉴于他当时的作用，人们称他为大革命失败后奏响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前奏曲的“第一提琴手”（注：徐素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1928年加入共产党后，他相继担任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后改称文化支部，划归江苏省委领导）组织委员、中央文委委员、中央文委书记、社联第一任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等职，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主要创始人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者。他以后期创造社重要骨干和文委、社联主要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先后创办、主编《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社会科学讲座》等重要书刊，由此组织起一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从而成为“新思潮派”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以朱镜我同“新思潮派”几位代表人物的关系而论，如王学文便多次强调：“朱镜我同志主编《新思潮》时，曾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组织文章和托派进行论战，发起了对托派（任曙、严灵峰之流）的进攻。”（注：王学文1981年2月12日致鄞县党史研究室函。）就连王学文那篇名重一时的论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的署名，也是由朱镜我替他“改名为‘王昂’”的。此外，在统一经济学方面译语时，朱镜我也较多地“采纳”了王学文的“意见”。同年6月，王学文在《社会科学讲座》上发表的《经济学》同样又是朱镜我叫他写的（注：王学文：《关于社联和社研》，载《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王义为：《王学文传略》，载《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再如吴亮平与朱镜我本是宁波同乡，朱镜我就读过的奉化裘村忠义高小，同吴亮平的老家吴家埠相距不过几公里。吴遭王明打击后，朱镜我仍邀他为《新思潮》等刊物撰写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不久还安排他接替自己翻译《反杜林论》（注：李一氓刊于《新思潮》第2、3期合刊的《关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中文译著书目试编》写明，《反杜林论》由朱镜我、王学文、彭康合译，并将由江南书店出版。而且朱镜我早已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译出，并于1928年5月以《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书名出版。）。又如李一氓也一再表示：朱镜我30年代“在上海主持党的文化工作”，“为早期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注：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李一氓1981年1月12日致鄞县党史研究室函。）
    再以参与论战的时间和活动范围来看，潘东周于1930年6月即离开中央宣传部，不久又因“立三错误”受到牵连而调离上海。吴亮平从同年8月起也将精力完全集中到《反杜林论》的翻译上，11月一译完马上遭被捕入狱，向省吾在论战进入高潮不久也即被国民党捕杀，而朱镜我则自始至终参加了论战。当《新思潮》和《社会科学讲座》被查封后，他又同潘汉年等相继创办《文化斗争》、《世界文化》等刊物，为“新思潮派”开辟新的战斗阵地。
    此外，作为“新思潮派”的领袖人物，朱镜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一方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还冲锋陷阵，在论战中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为著名左翼理论家，他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从1928年起，他就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相继发表重要论文《中国社会底研究》和专著《社会诸研究》，1930年又在神州国光社出版其译著《经济学入门》，影响很大。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爆发后，他更以高昂的斗志撰写了《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民族解放运动之基础》、《取消派与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在革命现阶段上的作用及其前途》、《“动力”底反动的本色》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工业化》等一系列文章。由于他的文章全都以谷荫、张焕明等化名署名，有的又以“编辑后记”的形式出现，所以往往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其实早在1928年8月，他就已初步指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他认为，鸦片战争后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开始发生质变，并处于一种“次殖民地的状态”（注：朱镜我：《编辑后记》。《思想》月刊第1期。）。到1930年春夏，他对中国社会的这种特殊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为要剥削并掠夺中国底一切起见，需要保持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为其工具，需要培植买办势力为其爪牙”，“因而民族资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的比重是极其微薄而弱小的，它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一方面中国虽“已有资本主义的相当的发展”，但却仍然“是半殖民地的产业落后的国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势力，因帝国主义的帮助，依旧保持着优越的地位”（注：朱镜我：《改组派在革命现阶段上的作用及其前途》，载《新思潮》第6期；《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载《世界文化》第1期：《民族解放运动之基础》，载《新思想》第7号。）。同时，他还着重分析了托派、新生命派的片面性，明确指出，他们的“见解都是为中国革命的障碍，都是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我们对这种敌人，尤其是前一种敌人，必须坚决地由实践来克服他们，来证明其理论底误谬，同时，分析中国经济之实状，阐明经济生活之本质，指摘他们底错误之来源去向，也为当前必不可少的工作”（注：朱镜我：《编辑后记》。《新思潮》第5期。）。当托派的《动力》杂志刊出十几天后，朱镜我又一针见血地撰文指出：“‘动力’虽然高呼着拥护辩证法的唯物论，克服他们自己所悬想的机械论，但是，不幸得很，‘动力’实际上却在推翻辩证法的唯物论而暗地里面输入机械论、形式主义”，这种否认对立物之媒介性的“是--是和否--否”的思维方法，“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底根本特征”（注：朱镜我：《‘动力’底反动的本色》。《文化斗争》第1期。）。
    1932年4月，他又化名张焕明在《研究》创刊号上发表长篇论作《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工业化》。文章从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走向、目的及其所发生的影响，其中着重研究了投资于生产性用途的那一小部分资本的具体流向及其对中国工业化的作用，指出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就是极力要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母国经济底从属的一部分，决不许它成为独立的对手”。同时，文章深入分析了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经济的双重关系，指出：“帝国主义一面破坏着资本主义的自足经济，一面却维持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农民的受剥削程度非但丝毫没有减少，反是一天比一天贫乏化。”再者，文章以汉冶萍公司为例，深刻剖析了帝国主义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他的最终结论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工业化之态度，不是促进，而是抑制。只有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才能转为独立的工业国！”
    由此可见，作为组织领导者的朱镜我，也无愧是“新思潮派”的重要理论代表。因此在确立该派最主要代表人物时，朱镜我无疑比王学文、潘东周更为适宜。
    经过以上三方面的叙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思潮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左翼文化团体；“新思潮派”与后期创造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新思潮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应该是朱镜我和王学文、潘东周，其中朱镜我的作用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