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多年来我国对十月革命道路的阐述也有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一，关于暴力革命的问题。60年代的“反修论战”在论及十月革命道路时曾对这个问题提出许多极端的看法。例如“九评”中说：“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2-345、352页。） 它完全否定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只强调一种可能性--暴力革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道路的选择要根据各国的具体实际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所有成功的革命都不是一成不变地按一种方式行事。革命导师经常探索各种道路过渡的可能性。马克思说：“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注：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 页。）列宁说：“在有些条件下，暴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有些条件下，暴力却不能产生任何效果。”（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3-4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与此同时，列宁也曾设想和试探过和平革命的方式，也有效地运用过和平谈判方式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如布列斯特和约）。他对两种途径都给予重视。所以邓小平后来谈到60年代那场意识形态争论时指出：“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页。）。
    上述对十月革命道路的错误总结在我国造成的影响是强化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那就是把革命的手段单一化、绝对化，而且看的比革命的目的还重要，常常依据手段来判断革命路线的性质和是非。经济体制改革中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就反映出这样的问题。
    其二是：关于十月革命道路的内容范围问题。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主要解决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贫苦农民如何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问题。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还未提上日程，尚未有这方面的实践。十月革命只是打开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关口，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都是十月革命以后要解决的问题。它们与十月革命道路休戚相关，但不属于十月革命基本经验的内容范畴。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注：《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人民出版社1960年单行本，第20页。）于是，人们常常把十月革命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措施，如五年计划、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方针，集权管理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等，都作为普遍规律加以推广。而苏联所实行的这些措施也并非全都正确，有的甚至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多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建设模式不当。如果按已往的理解，就很容易将此失败归罪于十月革命道路，从而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明确十月革命道路的内容范围有助于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三、关于十月革命的国际影响问题
    对于十月革命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的评价，目前在国内外都存在一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情况。不管有人怎样地诋毁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作用，有三方面客观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1.十月革命的首创精神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考茨基是十月革命的反对者，但他曾预言：俄国革命精神“可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的泉源”，可能使西方革命者对自己“理想的耿耿忠忱重新像烈火一般燃烧起来”（注： 考茨基著：《取得政权的道路》， 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1页。）。事实正是如此， 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爆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一战后英法意美工人运动的如火如荼，都与十月革命有直接联系。在东方，朝鲜“三一”运动、中国“五四”运动，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与印度甘地领导的反英斗争也都曾受到十月革命的激励。十月革命唤醒了新一代民族知识分子。鲁迅在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曾说：“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注：《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1981年版，第18-19页。） 鼓舞和影响是相互的。觉醒了的各被压迫民族也给予十月革命以坚决的支持，捍卫它的成果，共同创造人类的新文明。
    2.十月革命促进了西方工人运动与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斯大林曾形象地比喻为“架起了一座桥梁”，意思是“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斯大林有过错误，但在这方面的论述是正确的。十月革命前的西方工人运动由于受第二国际的控制，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采取了追随本国政府的方针。就连卢森堡这样的左派领导人也有这方面的错误。然而自十月革命起情况改变了。苏维埃政权面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干涉，积极联合东西方的革命力量。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它将过去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口号进而发展为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将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石，这里就蕴含着十月革命的影响。
    3. 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列主义的进一步传播。 十月革命前列宁和俄国的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工作，十月革命正是凭借先进的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指导才取得胜利的，这就必然引起世界人民学习马列主义的热忱。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4年第2版，第1471页。）从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西方发展到东方。
    一些前苏联学者在苏联解体后纷纷发表文章说：“现在需要用新的方法来评价十月革命的意义。……不要再搞什么伟大十月革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在不断加强的自我欺骗了。”（注：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史学局局长弗·咔·梅利尼琴科与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帕·瓦·沃洛布耶夫，1990年谈话纪要，见刘淑春等编前引书，第17页。）在苏联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对十月革命的影响重新进行思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需要认真研究和反思的是已往在评价和宣传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时是如何对待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如何处理十月革命以来兄弟党与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
    列宁和苏联的第一代领导人都把十月革命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1918年3 月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又指出：“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竭尽全力并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那么怎样唤起世界革命呢？当然不能靠革命输出，对此列宁在“七大”后反复告诫：“有人以为，革命可以按定单和协议在别人的国家里发生。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又说：“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1918年6月），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28页。）列宁的方针是对的。 不过事实上列宁的指示并没有被认真执行。在国内战争进程中急于等待世界革命爆发的苏俄军政人员对周边国家进行革命援助时，其行为确有输出革命之嫌。（注：例如：，1918年苏俄革命者在中国哈尔滨策划建立苏维埃政府。1920年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曾命令：“向着华沙，向着柏林，前进！”）只是这时各国革命正走向高潮，各国共产党又处于萌芽状态，急需外部力量支持，因而没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在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执政初期，苏联与各国革命的关系是正常的，体现了相互支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
    但是从20年代后期起，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自称苏联是“世界革命根据地”，要求各国革命都要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并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苏联领导人常常通过共产国际发号施令，作出许多脱离各国革命实际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曾指出：“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页。） 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更是在国际共运中随意指手画脚，以“老子党”自居。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的贡献成了他们搞“老子党”、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资本。夸大十月革命的国际影响，成为他们谋取霸权地位、推行霸权主义的一种舆论手段。
    前苏联史学家在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时曾编辑过一部论文集：《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该书在我国也颇有影响。它的中心思想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真正具有包罗一切的普遍影响”，“对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具有如此普遍的全世界范围的国际意义”（注：[苏]阿·阿·古别尔主编：《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本，第1、7页。）。这些夸张的言论，在往后的年代里，又被前苏联舆论界进一步渲染，然而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事件的国际影响都是有一定限度的。社会传媒和交通条件、世界的多样性、承受者的发展水平，都制约着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苏俄周边国家和欧美少数大国。至于广阔的黑非洲、大洋洲地区、部分亚洲、拉美国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还是很微弱的。特别要指出的是不少国家和地区虽曾受十月革命的启迪，然而其影响主要是间接的，而且大多是在十月革命若干年之后。例如十月革命对越南的影响是与中国革命的传递作用分不开的。1925年越南革命者在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成立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30年在香港建立越南共产党。胡志明说：“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我们进一步懂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从而使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注：《胡志明选集》第2卷，河内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154页。）
    前苏联学者曾强调：“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影响下发生的被压迫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的变化，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里说的“性质变化”是指“无产阶级成了殖民地附属国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强大的力量。工人阶级开始了争取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斗争。”（注：阿·阿·古别尔主编前引书，第70、79页。）这样的论断也夸大了事实。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民族解放运动性质发生变化的只有中国、朝鲜、越南等少数国家。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仍然由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甚至由爱国的王公贵族领导。十月革命的功绩并不在于改变了它们革命的性质，而是促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形成了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亚非拉各国各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及随后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不管其领导者属于什么阶级和阶层，只要它反帝、反殖、反霸、谋求民族发展，就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同盟者或朋友。这是列宁和十月革命树立起来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都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来都十分肯定十月革命的伟大国际意义和影响，但是“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我们也反对曲解乃至抹杀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今日我们应当通过反思，实事求是地揭示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以便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