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随着南方地区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国共两党在北京的一些重要领导骨干纷纷南下。据1月9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发表的公告称，本党部现“离京及去黄埔军校者786人”。 （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M].北京：北京出版社，第608页。）特别是“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处于段祺瑞、 张作霖的血腥统治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而当时南方又急需革命干部。为了保护干部和促进南方革命高潮，中共中央普通知北方区委，要求选派五六十名南方籍干部回到湖南、广东、上海、四川等地，支援那里的斗争和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为此，中共北方区委输送了不少干部赴南方工作。是年春夏，受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派遣，陈毅、詹乐贫等人分赴四川、湖南等地，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安体诚、王懋廷、李鑫等人则被派赴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8月， 李大钊又派遣了搞军事、工运、农运的干部二三十人，分批南下，参加北伐。到次年春，北方地区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如顾孟余、陈友仁、徐谦、赵世炎、于树德、刘清扬、刘伯庄等人相继南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只剩李大钊一人，中共北方区委在京委员也只余李大钊、陈乔年、范鸿吉。不久，陈乔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也南下武汉。北方地区为南方地区培养和输送的这批干部和人员，有力地支援了南方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与此同时，北方地区还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南方地区介绍、传递有关北方地区的社会、政治、军事、党务等方面的大量情报、信息，为广东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考资料。1926年1月6日，共产党员、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常务委员于树德在国民党“二大”上详细报告了北方的政治状况。他不仅介绍了国民军及北方民众反对奉系军阀的情况，而且强调指出，北方民众已经认识了国民党的性质，已经感受到了国民革命的要求，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国民党的精神，已经深入了北方民众之中，北方大多数民众，都在期待我们革命军的到来。”（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M].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报告书则更为明确指出：“凡北京执行部所辖各省区之民众，皆已对本党有相当之认识，国民革命已成为惟一有力之呼声。就中如直、豫、鲁、热、察、绥、内蒙各民众要求国民革命之程度尤甚。”（注：国民党“二大”大会日刊[N].第10号，1926年1月11日。）凡此种种，就为广东国民政府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北方地区的政治等方面情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信息。
    面对北伐的胜利进军以及广州国民政府的辖区迅速向北推展的大好形势，李大钊再一次向南方介绍、传递了北方的政治、军事情况以及表达了北方党对时局的主张。1926年9月15日， 《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守常政治报告》。报告中李大钊介绍了争取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情况，并预测中国政局将有南北分裂之势，建议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他认为迁都武汉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更有必要。因为这样可以“以塞武汉之地位，免野心者别谋树立”；以控北京政府，使之丧失中国政府的位置”；“以树革命政府北进之声威”。（注：中央政治通讯[J].1926年12月15日第14期。）12月15日， 《中央政治通讯》又刊登《守常同志来信》一件，提出在北方联合各派力量，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策略，并要求加强对国民军的政治工作。
    针对国民政府迁都之争，李大钊等主持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及时地向国民党中央表示了他们的意向，力主迁都武汉。1927年1月24日，李大钊致函徐谦、顾孟余等人， 明确表示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指出应“毅然决计设都武汉，以定人心，而安国本”。（注：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9页。）勿庸讳言，这对粉碎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和国民政府最终定都武汉，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次日，李大钊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会议，并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交了报告书，再一次介绍了北方的政治、军事情况。其中包括：关于靳云鹏的报告；关于杨宇霆的报告；关于山西阎锡山的报告；关于最近外交团的态度的报告。显然，无论是向南方地区输送干部和人员，还是介绍、传递北方的政治、军事情报和信息，这些均有力地支援了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四
    中共积极争取、改造同情革命的国民军和其它武装力量，在战略上有效地策应了革命军的北伐。
    早在1923年，中共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就开始利用军阀的矛盾，对旧军队进行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主要是开展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工作。为了切实开展争取国民军的工作，中共北京地委1924年曾派杨正英等人到国民军去做建党工作。同年11月，李大钊又派共产党员张兆丰去国民军工作，并在国民军中建立、发展党组织。同年，李大钊又两次对胡景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及其继任岳维峻进行工作，帮助胡景翼在开封建立军校，成立了学生军，并选派一些青年党员参加。1924年至1925年间，李大钊曾两赴张家口，力劝冯玉祥在其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帮助冯玉祥制订改造和充实军队的计划，并介绍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建立了密切关系。为了改造国民军，中共北方党组织先后派宣侠父、陶梁、蒋廷宋、胡英初等共产党员去国民军第一军开展政治工作。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国民军的联系，1925年9月中共北京区委派萧子、 江浩、王一飞等人在张家口建立了张家口地委。在陕西，共产党员魏野畴则积极做争取国民军第三军杨虎诚部的工作，并与杨虎诚建立了密切关系。应杨之邀，魏野畴曾担任杨总咨议兼国民国第三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为革命培养军事干部。同时魏野畴还选派了青年学生中的一些党团员到国民军中做兵运工作。同年，李大钊又派共产党员许权中回国民军第二军开展工作。不容置疑，这些工作，对扩大党的影响，加速旧军队内部的分化，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都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25年10月在反奉运动中，为了争取国民军加入反奉战线，中共北方区委、共青团北方区委发表了《为国内战争告工农学生兵士》书，号召国民军要积极“赞助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的国民革命”。（注：政治生活[J].1925年10月31日第56期。）10月30日， 中共北方区委、共青团北方区委又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用尽所有的力量，帮助国民军促成反奉各派武力的大联合。”（注：政治生活[J].1925年11月7日第57期。）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争取国民军工作渐有成效。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基本上都能公开，如冯玉祥所属的察、绥等处，都有公开的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在冯部内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宣传工作，并散发了三民主义等书籍及各种宣传品。冯自己也翻印了许多《三民主义》小册子，各级官长人发一册。国民军第二军中则建有国民党特别党部组织，其中邓宝珊部较接近国民党的主张，较倾向国民革命。国民军第三军中，国民党组织亦可公开，也可进行宣传工作。由此可见，“国民革命的势力，确已参加了一部分到北方军队里面进去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M].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