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虽因教义而生，但是教会一旦作为某种政权性的组织而出现，它的教职人员和各级教权组织所做的事情便时时与基督教哲学所宣讲的精神不一致，甚至对立。“道成肉身”的基督教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制度，就开始取代“道成制度”的罗马帝国而成为实施法律的主体。早期罗马法中强调的平衡观念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对整齐划一的推崇。人们在“整齐划一”之中看到了一种“至善境域”，这种至善境域和基督教的天国十分契合，但却是对于希腊罗马理性精神的背叛。
    不过，奥古斯丁在尊崇信仰的同时，并没有彻底地否定人的理性能力。在论证信仰与理解之间关系的时候，奥古斯丁根据的还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推理和理性的原则。奥古斯丁实际上是将神学与哲学融为一体的大师，他的那种希腊式的缜密的哲学思维和严整的逻辑推理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理论的规范，即使是在蒙昧时代，包含理性原理的人类精神遗产也能够通过看起来是和理性相悖的基督教神学得以保留。因此到了中世纪的中晚期，基督教经院哲学才能上承教父哲学和古希腊哲学，下接近代哲学和经验科学，把辩证法作为训练智力的工具，提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注：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开始了被黑格尔称为“哲学必然要干预神学”的时代。随着东西方之间日益频繁起来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希腊精神得到了重新的传播，物质、形式和理性的永恒性和运动性得到重新认识（注：参见奥·符·特拉赫坦贝尔：《欧洲中世纪哲学史纲》（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5～65页。），哲学开始涉及当时代的政治、法律、世俗社会、战争、暴政，甚至自然科学等广泛的领域。自然和上帝、感觉和启示开始被区分开来，基督教神学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和方法方面的准备。
    4.日耳曼文明。
    和前面几种文明不同的是，日耳曼文明不是一种依靠文字而传播的文明，而是一种“蒙昧”的氏族社会生活方式。但正是这种蛮族文明的生活方式促使欧洲文明的各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得以保留，并形成了一种包容性更大的文明。这种文明孕育了民主与自治的精神，产生了权利和义务的规范，这些都是欧洲文明中的精髓。
    日耳曼人征服了罗马人以后接受了罗马的宗教：基督教，罗马法也成了中世纪的法律原则。然而，日耳曼民族对罗马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仿效和学习并不是全盘地接受和简单的模仿，而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固然仿效了罗马人的样式，然而它是完全独立地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2页。）这样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的核心是封建制。
    封建制的原则是等级责任关系，在这种责任关系中，“罗马贡献了财产关系，日耳曼人贡献了人身关系。”（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版，第325页。）法国的中世纪社会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封建制的产生是日耳曼人的社会需求所致。战乱和移民削弱了日耳曼人传统的家庭和氏族保护结构，这种传统的保护功能需要由新崛起的封建领主来承担，于是，封建领主就取代了氏族领袖，变成他们各自属民的保护者和复仇者（注：[法]马克·布洛赫：《封建制世界》，载于肯特和魏特曼主编：《中世纪社会》（Marc Bloch,The Feudal World,in Norman Cantor & Michael Werth-man ed.,Medieval Society,400-1450,Thomas Y.Crowell Comp.1967,PP.47-51.）。）。这种保护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责任的观念。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摧毁了城市，中断了商业，给欧洲大陆留下了普遍的贫困和分散的农业自然经济。在民族大迁徙以前，日耳曼各部族中实行的是“马尔克”氏族公社制度，而在罗马帝国里广泛存在着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奴隶制和氏族公社制是欧洲封建制的共同基础。“封建制”（feudum）一词来源于“采邑”或“封地”（fief），定型于法兰克王国的卡罗林王朝时期。法兰克国王们为了褒奖战功，将从战争中获得的罗马国库领地慷慨地封赏给臣下，结果使国家的真正力量落入世俗和宗教大地主手里。逐渐地，王室土地的赠与变成了有世袭权的分封。大地主阶级对于王权是有离心力的，地主的领地加大了，王室的领地就缩小了；地主各自为政了，王国就分裂了。
    要从土地私有制倒退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继墨洛温王朝而起的卡罗林王朝面临着一个建立新制度的难题。卡罗林王朝面临的是一种历史的挑战，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它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从土地私有制倒退，而是在新的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一种新的社会责任关系。既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至少要将土地的占有和社会的责任联系在一起。这种文明不是希腊的，也不是罗马的，不是古日耳曼的，更不是亚洲的或中东的。这是一种新的文明的萌芽，是多种文明在莱茵河流域融合的结果，也是在文明融合基础上的制度创新。由于有了这种制度创新，由于有了日耳曼人对封建制的创立，才有了欧洲文明的独特性。
    欧洲封建制的原则优于罗马帝国后期的专制政治和奴隶制政治，它将野蛮的个人主义纳入一种秩序的规范，将财产的私人占有包进一种体现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封建制的原则当然也优于古日耳曼的氏族公社制，它不仅引进了相对先进的耕作技术和耕作方式，使土地的私有成为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而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通过宗主权和附庸地位的确定使整个欧洲稳定下来。事实上，走入黑幕的欧洲不是走入黑暗的欧洲，而是走入休息状态的欧洲。在这个休眠的状态中，欧洲近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开始萌芽。
    5.商业文明。
    商业文明是普世性的，不是独特的。但是欧洲的商业文明有其独具的特色，这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得益于希腊的自由精神和罗马的法律制度。到了欧洲封建制时代，商业又由于封建割据的地方自治制度而得以在独立的市镇中复兴，在竞争的环境中发展，在封建领主的保护和教会的参与下兴旺起来。欧洲的商业文明是独立于政治的，是自在和自为的，是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和野蛮的扩张力的。它创造了各种各样商业法律和商业规范，建立起海外殖民地，发明了许许多多商业管理方式，创造了巨大的商业财富，也引起过战争和掠夺，造成过许多人间悲剧。
    二、欧洲封建文明的特性
    上述欧洲文明的几个来源在中世纪汇合，形成具有欧洲特色的封建文明。毫无疑问，这几个来源在价值观上是相互矛盾的：希腊精神崇尚自由和理性。在罗马人的观念里，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是无须对臣民负责的。基督教教会认为，只有教会是社会组织的至善的形式，教会高于国家，国家隶属于教会。原始日耳曼人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和责任。这些彼此相反的观念能够在中世纪欧洲长期并存，都体现在了封建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生活中，使之既能够包容丰富的创造力，又能够服从整体的协调力，而且能够从这种个体和整体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巨大的生命力和扩张力，这不能不说是欧洲封建文明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主要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分封与统一。
    欧洲封建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分权。关于封建制，汤普逊有如下定义：“封建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形式，一种社会的结构，一种以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注：汤普逊：前引书，上册，第303页。）它是“由地主贵族，俗人或僧侣，男爵或主教或住持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对那里所有的居民办理行政、执行司法、征收赋税的制度。在这样的一个政体里，政府的实质是分裂的。王座只保留了一个空洞的宗主地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权力，而国王被缩成为一个阴影而已。”（注：汤普逊：前引书，上册，第302页。）欧洲的封建群主们不享有立法权，他们也不是王国的行政长官，行政权力都分裂到各个封臣的辖下了。封建领地上的自治达到很高的程度，从法律的实施，到道路的维修和铸币，封建领主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只是在传统上要参照罗马的习惯法。
    由于分封制的实行，在中世纪的早期和中期，欧洲基本上只有领地的概念，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整个欧洲分成大大小小许多块地产，世袭领地跟随领主而变动，可以通过姻亲关系而转手，有时一个家族统治着两个甚至多个国家。王国也可以根据遗嘱而转让。除了王位以外，封建领地也可以跨越语言和地区，一个贵族的封地可能有一块在法兰克，另一块在德意志。汤普逊认为，中世纪初期的分封主要以经济的利益和权利的平衡为依据。在整个的分封过程中，财产权和主权到处转化，并没有考虑到封地居民在种族、乡土和语言上的差异（注：汤普逊：前引书，上册，第313页。），就像叶尔孜·鲁卡兹夫斯克所说：“在这里，欧洲不被看作是一个地理的整体，它是一个精神的整体，一种人类的成就。”（注：亨德里克·布鲁克曼斯等：《欧洲：梦想～探险～现实》（Hendrik Brugmans,Europe:Dream-Advanture-Reality,Brussels,1987,p.40.）。）
    这种精神整体的历史留给后世欧洲人以统一的根据：欧洲人（主要是西部欧洲人）在中世纪曾经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政体之中的。他们共享一种宗教，共有一个皇帝，共同生活在封建制度之下。尽管在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管理方面他们从来也没有统一过。日耳曼各族的统治者在他们各自的领地里接受了本地人的方言和习俗，使欧洲的文化多样性得以保留下来（注：[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这种多样性是由整体封建制下的地方独立性和自治性决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长期分散、割据和封闭，在欧洲的各地都形成了在语言差异基础上的多姿多彩的民族和文化特性。
    2.自治权利与社会责任。
    除了分治以外，欧洲封建制的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社会责任，或社会契约关系。在中世纪欧洲，权利的分配和土地的分配是相互联系的。封建制的责任，简单地说，就是对于军役的承诺，是一定量的土地附带一定量的军役的责任，是将享有封地的权利和服从军役的义务连在一起。
    欧洲封建制能够绵延近千年，有一个原因就是日耳曼帝国彻底抛弃了罗马的中央行政和财务税收，从根本上改造了这一庞大的政府机构所要支持的庞大的军队，建立了分层负责的军役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严格的封建军役制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到了11世纪后期，封建义务就只剩下每年40天了。如果封建领主要求多于40天的服务，那么封建主就要向他们的家臣或扈从支付报酬。没有过多久，封建主和扈从便开始共同就“防卫费用”达成协议（注：丹尼思·黑：《中世纪》，第40页。）。这种定量的权利和定量的义务相联系的封建制度是日耳曼人在融合了两希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欧洲文明的独特之处。
    3.理性与蒙昧。
    理性与蒙昧的合一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日耳曼人的统治使罗马帝国的文化教育中断了，蒙昧时代语言文字的不规范使律师的记录没有他人可以看懂，法律没有先例可循（注：布洛赫：前引书，第37页。）。为了适应这种普遍蒙昧而建立起来的分封制度，至少在文化在落后状况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封闭的农业经济和普遍的愚昧无知使得基督教得以巩固自己的阵地，因为教会垄断了神学教育和知识传播，也因为缺乏了外来的竞争与挑战，神学本身也丧失了活力，神学的理性传统难以为继，知识本身转化成为神秘的沉思。但是也由于神学对文化的继承，使得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必不可免地启迪其早期继承的希腊哲学的理性成分。
    三、关于欧洲文明的独特性
    综上所述，欧洲文明的确是独特的，它不仅独特于其他主要的人类文明，也独特于它的衍生文明，如美国文明。虽然美国文明和欧洲文明是同源的，它们之间的共同性组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些基本特征，对于这些共同性和共同特征，亨廷顿在他的著名的论文明冲突的书中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但是欧洲文明毕竟不等同于美国文明，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
    从亨廷顿对于西方文明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区别的存在：亨廷顿为西方文明总结了以下几种特性：
    古典遗产（包括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
    天主教和新教（亨廷顿称其为“唯一最重要的特征”（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多样性的欧洲语言
    政教分离
    法制
    社会多元主义
    代议制机构、以及
    个人主义
    我们权且不去讨论在这些罗列的特性之间存在着原发特性和派生特性的区别，仅就这些内容的构成来看，就缺少了一项重要的欧洲文明特性：即欧洲封建制时期奠定的欧洲社会责任与社会契约关系。
    亨廷顿在给西方文明定义的时候是审慎的。他引证了汤因比关于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的论述，以及梅尔科关于文明“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的定义（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不过，亨廷顿没有研究西方文明各组成部分之间彼此不能理解的东西，以及具有整合作用的部分，就开始把西方文明放到和人类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去讨论文明的冲突了。
    没有疑问的是，美国文明来源于欧洲文明，但是从欧洲越洋传播到美国的文明不是欧洲文明的整体，而是欧洲文明的部分。当欧洲移民由于各种原因，或由于对继承权的丧失、或由于对传统教会的不满、或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或由于对财富的追求、或由于躲蔽战乱和逃脱贫困，离开欧洲前往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走了欧洲文明中的理性思维、宗教习俗、政治见解、商业技巧、冒险精神，等等，但是却留下了原有的人身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契约。换句话说，欧洲人带到美国的是欧洲文明中的一些最活跃的因素，他们留在欧洲的正是包容了那些活跃的因素的文明整体，这种整体特性是欧洲独有的，是为美国文明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也是在欧洲产生了“福利国家”理论与实践的文明基础。
    不能否认，美国和欧洲之间有共同的精神渊源，类似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但是在国家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由于上述的原因，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别。这些文明渊源上的差别导致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在社会理念和社会政策方面上的不认同，也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世界和对于自身的一些与美国人不尽相同的观念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