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维新运动把启蒙的触角伸向了各个领域。在这场运动中，人们开始意识到民族的危机，意识到学习西方势在必行。学习西学已不再是统治阶级有裨实用的被动之举，而是全社会的主动认同。虽然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认同仍带着不少勉强。社会的需要刺激了出版界的发展。维新之后，近代出版界的情况再次发生变化。
    维新运动之后的出版界，新旧杂陈，鱼龙混杂。官书局适应时代需要作了些改革，1896年，清政府将强学会创办的强学书局改组，成立京师官书局，“译刻各国书籍，举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诸书，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广为流布”[13]（p.48）。原先的金陵官书局、淮南书局等并入江楚编译局，主要出版西学书籍，虽然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种革新已有些力不从心。洋务翻译机构也在变化，北京同文馆被并入京师大学堂，较为开明的洋务派官僚还陆续设立新译书局，如江楚编译局，1902年盛宣怀在上海成立的译书院等等，也翻译出版了不少新书，而且出书内容也多为西人“新理新法”，对传播西学有其重要作用。传教士的出版机构也继续活跃，并且新的出版机构还在不断设立，据统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在当时的教会出版社有30多个[3]（p.59～69），其书籍出版利润甚至呈上升趋势，如广学会，到1908年还发展了自己的会所，产值从1891年的1000元增加到1911年的225,579.84元，20年中增加了200倍[2]（p.5）。这些出版机构，都以趋新相标榜，但出版物却是形形色色，目的各异，与当时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日益激烈相为表里。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出版业也趁着戊戌维新之风勃然兴起，在出版界逐渐取得突出地位。它们中，有些由旧式书坊、书肆转型而来，绝大部分是维新运动中建立起来的。
    有资料显示，1896年至1911年，国内西书翻译出版机构至少有95个[1]（p.208），仅戊戌维新三四年间，在上海先后创办的书局就有十余家。这些书局中确实不乏为应景而创立的机构，如1898年在上海设立的经济书局，在其《招股启》中还说要以“惩空疏之陋习，振维新之人心”为宗旨，但它编辑的《经济通考》选辑体例，“是书凡三始、六罪、民主、教权、改服色、易正朔，伪经新学诸书，有乖圣教者，均不采录，庶薄海人士，共懔宗圣尊王之义”[14]（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这类出版机构多以“揣摩风气”为务，看风使舵，根本谈不上有助开新。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诽谤新学的《翼教丛编》不久就在上海石印出版，上海各报大肆宣传，号称石印本“增入痛辟康梁诸论说，直斥其离经畔道，非圣无法诸大罪”[12]（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无怪乎梁启超评价中国当时骤然而起的报馆，开始“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然。……及戊戌政变，时务云亡，而所谓此十余家者，……余片无存。由此观之，其当初设馆之心果何在乎，不待鞫讯矣”[15]（p.82～83）。评价并非过激。但大多数的出版机构，则是应时代之需而建立起来的，其出版物也为开启民智，宣传维新变法，宣传反对帝制起了重要作用。也就在这个时期，原先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出版业真正走向近代化。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维新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在出版业中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西方传教士已无法像维新以前那样控制中国出版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传教士的教会出版社在出版业中仍是重要角色，但随着中国民族出版业的渐渐成熟，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逐渐清晰，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出版翻译已由中国知识界占主流。就译书而言，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350部西书中，外国人翻译的139部，中外学者合作翻译的123部，中国人翻译的只有38部。而在戊戌维新之后，情况大不相同，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1902年到1904年间，中国出版的西书译著共533部，其中中国人翻译著述的415部，外国人翻译的35部，中外学者合作翻译的33部[1]（p.90）。而且从出版社的数量上看，单单民营出版企业已是传教士出版社的3倍。可见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出版业已开始由中国人占主导，中国出版业由外人把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人在舆论界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这是近代化的首要标志。其次，出版者开始确立起自己深沉的文化使命感，认识到出版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责任。梁启超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16]（p.82）。张元济说，“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17]（p.54）。出版不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也不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是有着文化与政治的深远意义。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人士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纷纷以开启民智相号召，出版界也敏锐地声明，该报为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而设，同年开设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也以扶助教育为其宗旨。出版业的目标是面向国民大众，是要唤起国民的主体意识。这也标志着出版业从真正意义上走向近代化。第三，出版界的出书内容也有了较大改变。这一时期，出版业虽仍然以出版西方书籍为主，但出版内容与从前相比已有了大的改观。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统计，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献翻译数量占译书总数的22%；到了戊戌变法时期，据《译书经眼录》统计，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数量占此期总数的61.4%，可见这时期翻译的主流已发生明显变化[1]（p.90～91）。经过战争的创深痛剧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引进西人船坚炮利之学的不足恃，这些皆为“形下之粗迹”，而其命脉则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形政则屈私以为公”[9]（p.72～73），因此维新之后，翻译的西人著述已集中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家们，甚至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他们的出版物宣扬推翻帝制，倡导流血革命，并且日益深入人心。这表明中国的近代化已走出了技艺之学的低层次水平，逐渐向制度文化乃至心理的高层面递进。第四，出版数量与从前相比有了极大增长。有人统计，1850到1899年近50年时间，出版界译书537种，而1902至1904两年间，翻译的西书就达533种[1]（p.104），基本与前半个世纪的译书量持平。单商务印书馆一家，1902年到1910年的出版种数就达865种，2042册[18]，这说明，原先被动地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现在已从心底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开始主动寻求救国之路了。第五，出版印刷技术有了更进一步的改进，而且这种改进并非被动受人影响，而是自己主动“出击”。维新以后，出版家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于民族出版事业，为近代民族出版业的振兴作出了贡献。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03年用日籍技师指导制造照相铜锌板；1904年用日籍技师指导雕刻黄杨木版；1905年进用日籍彩印画石技师7人，雕刻铜版技师1人；1907年始用珂椤版印刷术；1909年进用美籍技师，改良铜锌版，并试制三色铜版，同年创制二号楷体字模……几乎年年有创新。中国出版业终于走出了为人左右的困境，走向新生。
    从鸦片战争后旧式出版格局被打破到维新运动后出版业真正迈向近代化，在新旧文化剧烈冲突的近代，中国出版业曾走过了极为艰难的历程，某种程度上也折射着整个中华民族近代化的艰辛。毛泽东说，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并且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西方”，这是近代国人多次挨打后的选择，而近代世界，也确实“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国家”[19]（p.1489～1490），中国人的选择在当时并没有错。对走向近代的中国出版业而言，以学习西方为务，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出版业已基本完成其走向近代化的使命，虽然真正的近代化，光靠学西方还不能解决问题，它的路程要难得多。回首先辈走过的路，对今天的我们，应该会有所启示。
    [收稿日期]2001-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