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在我国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城市化是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地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经济要素的过程，它主要表现为城镇数量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注：刘洪奎等：《城市现代化建设与管理》，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目前，由联合国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将居民在2万以上的集中地区称为城市。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产生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它也必然引起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虽然，城市和城市化如同文化一样，很难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但从历史学的视角来观察，人类所有伟大的、不朽的文化大多是在城市中产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世界历史就是人类的城市发展史。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则使大城市主宰了世界。城市作为一个具有组织能力、功能齐全、能量巨大的有机体，超越了地理、行政区域或经济单位的概念，超越了凝聚、积累、组织周边文化的被动状态，而成为融合、更新、创造新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造就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优秀人物的熔炉，成为民族的、国家的乃至国际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各领域所有革命性变革的中心。因此，回顾新中国城市化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研究其特征和规律，对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一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西方文明的侵略、威胁下被迫展开的，是一个充满着血与火、蹂躏与苦难的历程。文明古国的屈辱与困惑，农业、农民大国的特殊国情，造就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的双重特征：其一，城市特别是被称为“旧长袍的新花边”的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如沪、津、穗、汉、宁、青、厦等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中心，不仅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步，而且构造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推动力与新的社会物质基础，为现代化进程真正内化于中国提供了思想、理论、文化和领导力量。同时，“城市又成为现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并向中国贡献了一代政治、工商业、文化和艺术领域的精英。至今，我们仍生活在他们所缔造的历史之中”（注：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其二，1949年以前的中国城市，又是西方列强侵略、奴役、控制中国的堡垒和据点，是“三座大山”统治中国的象征。城市的繁荣、奢靡与广大内地农村的凋敝、动荡同时并存于中国。因此，传统与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大一统与多样化等20世纪中国基本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就是在城乡对立的情势下，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包围与反包围、改造与反改造，以及是城市取向还是农村取向，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政治与军事斗争的主题。以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在此后漫长的艰苦岁月中，不断被赋予新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确立。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队伍是以农民为主体，但在夺取城市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的面貌与特征。第一，重建新型的城市，使城市成为稳定的、生产性的、平等民主的、艰苦朴素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各行各业紧密配合的、经济发达的地方。第二，调整城市的发展方向，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以缩小城乡差别。控制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其中也考虑到政治形势与军事因素），而鼓励内地中小城市的发展。第三，努力减少犯罪、腐败、贫富分化、失业等现代化过程中极易出现的“城市病”（注：陈勤等：《中国现代化史纲》（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由此，中国城市的命运被重新塑造，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至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1979年迄今则是市场经济取向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每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阶段。
    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58年，是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工业化迅速发展，导致城市化速度加快的阶段。“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6%，1952年，城镇国有企业职工仅有510万人，到1958年则分别上升为约占20%和2316万人。”（注：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中国财经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开始向内地倾斜，内地城市化的进程由此加快，加之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不仅扩大了原有城市的规模，还形成了一批新兴的生产性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中确立了国有和集体企业一枝独秀的地位，城市的工业中心、生产中心的作用突出，而消费服务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开始萎缩。
    第二阶段从1958年至1978年，是城乡分割的城市化阶段。1958年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采取了撤消国家建委和城市建设部的措施，1959年又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此间，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造就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工业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城市居民住宅与公共设施基本停建。如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也确立了“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加速实现“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的目标。这一阶段，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被严格限制，并且通过1961年至1962年的精简，下放260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在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形成了人口倒流，仅在1966年至1970年间城市人口就净减了355万。
    这一时期城市化发展的利弊得失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由于加强了内地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一些原有的内地省会城市或大城市，如成都、西安、兰州、昆明、重庆、贵州等，都发展成为大都市。“内地的城市化水平由1955年的12.8%提高到1978年的18.4%。城市化的发展，使中国城市人口在1978年末达到1.85亿，比1949年增长了3.21倍，城市总数上升到300多个。”（注：马洪等：《中国经济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0-504页。）其二，中国并未出现像其他后发展国家那样非常严重的“城市病”，诸如失业、犯罪、贫富分化、交通堵塞、城市污染等症状。与其他后发展国家相比，虽处于较低的水平上，但城市居民通常都能得到稳定工作的保证，有一份不算高但可保衣食无忧的工资收入和退休金，还有诸如食品、燃料、住房、医疗、劳动保险等方面的福利待遇。
    但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在总体上又是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城市化是以牺牲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利益为代价的，造成了国民经济中农轻工重比例的严重失调和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同时，对商品交换和农村、农业的严格限制，使小城镇不但没有发展，而且严重衰退，导致城乡间过渡层次几近消失，形成了大都市与广大分散的农村两极对立。第二，出现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城市病”。诸如城市职工人浮于事的现象比比皆是，保障就业主要是以“吃大锅饭”和牺牲效益为代价的；城市中第二产业畸形发展，第三产业严重萎缩，民众生活水平长期提高缓慢，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便；国营商业服务业官商作风严重，服务水准和态度低劣；在工业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并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时，在满足更为直接的经济要求上，如在增加城市就业、改善公共设施、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及缓解农村过剩劳动力等方面则收效甚微。第三，城市的功能和经济属性发生了不得利于现代化进程的改变。中国的城市未能成为推动周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就总体而言，城市对农村是消费性而非生产性的。人为地抑制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优先发展内地城市的方针，既未给内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又严重抑制了像上海这样一些原来基础较好的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潜力。
    1979年迄今是市场经济取向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4年的城乡共同发展阶段。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加之政府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使中国农业出现了持续6年的高速增长，农民的收入也迅速增加。在此基础上，农村的非农业产业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农村掀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工业化浪潮。旧的二元发展格局（即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被打破，并由新的二元格局（即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并重）所取代。农村城市化由此正式起步，新兴的小城镇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这一阶段国家采取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使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量大为增加，导致了农业劳动力份额迅速下降。而对外开放的梯度战略与创办沿海经济特区决策的正式实施，又在东南、华南沿海地区引发了城市化迅速扩展的浪潮。深圳、珠海等原僻处边隅的渔村和小县城，开始迅速崛起并成为大都市。在中国城市分布的格局中，广东的地位日趋重要。
    第二阶段是1984年至1991年的农村城市化速度加快和沿海城市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大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严格控制大城市扩张和鼓励小城市成长及发展农村集镇的新政策，其目的在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防止大城市过分膨胀引起的诸多问题，并重新恢复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的城市与周边农村之间原被切断的经济和社会纽带。此间，中国涌现出数千个小城镇，在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及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挥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开辟了四个经济特区后，又作出了把沿海14个城市作为开放城市及全面开放海南等新的决策，使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有了实质性的飞跃。以广州、深圳、珠海等为代表的沿海开放城市，成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龙头。这一阶段的“广东奇迹”，产生了强大的示范和推动效应（注：威廉·奥弗霍尔特：《中国的崛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173页。）。珠海三角洲新崛起的城市带，日新月异。在那里集中了中国最先进的科技、最昂贵的消费和最现代的享受，同时也集中了在恶劣条件下超时劳动的打工仔、打工女。这一阶段，中国农民在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之后，又掀起了“离土又离乡”的民工大潮。
    第三阶段是从1992年至今，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和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全面展开。乡镇企业迅速增加到几千万家，遍及全国各地。其产值、出口创汇值及其所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随着乡镇企业资本与技术对劳动力替代水平迅速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量有所下降，脱离农业的劳动力开始是自发而后逐渐组织起来涌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1994年前后，中国的“民工大潮”汹涌澎湃，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民工队伍；在全国则已有8000万到1亿人口构成的流动人口大军。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及其规模的日趋扩大，使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到1996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17%上升到30%左右，而实际城市化水平据专家估计已达到35%至38%。”（注：陆学艺等：《中国改革中期的制度创新与面临的挑战》，《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第9-16页。）在小城市和城镇加速发展的同时，农民工进城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渠道。
    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中国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现代化的发展。但不容否认，中国已开始真正走上了城市化的道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推行，使中国城市化已达到了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最初水平线。然而，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弊端即现代化发展中的“城市病”，也日益显露出来：交通阻塞、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贫富分化、犯罪严重及社会秩序的不稳定，黑赌黄毒等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