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动时机与准备步骤
    “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确定后，其发动时间曾一再被延误并终归流产。这既是受某些客观条件的制约，也与张和中共在若干问题的判断、理解上存在着内在分歧不无关系。
    1936年5月底至6月初，中共曾多次电请张学良和王以哲，应设法迅速控制兰州、镇原、庆阳、隆德等地及陕甘大道，以制敌机先（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12页。），为西北发动预作准备。5月29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二、六军团六月中可到甘孜。四方面军已接受我们方针，六月底北上，七月底到夏洮，二、六军团跟进。如不生枝节，当是西北计划-生力军。”（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36页。）可见，此时中共尚未确定西北发动的准确时间，只是预计在二、四方面军入甘后，即约在8月份后才能起事。因此，毛泽东在估计了敌我形势后，为6至8月这3个月拟定的“三大基本任务”是：“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争取东北军”（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47页。）。
    然而，因两广事变突然爆发，“华北韩复榘、宋哲元酝酿响应”（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四川刘湘亦欲趁机发难，故中共转而认为，“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中共拟在两个月内正式发动，以“利用目前西南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49页。）。为此，中共中央于6月16日将西北发动的计划、部署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周恩来亦电请王以哲转告张学良，双方应在一个月内完成发动之准备工作（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6月19日，中共中央电告二、四方面军负责人：“西北国防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54页。）次日，中共中央批准实施“中央工委”拟定的《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全力展开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7月1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可能。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局面当有变化，也许就在此时发动西北政府。”由于估计二、四方面军约在8月初“可出甘东南”，故毛泽东认为，红一方面军“七月工作应以赤化、扩红、训练三件为中心”。同时，为了能使东北军早点发动以“策应西南”，“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以分头突击办法争取东北军中层军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54页。）。
    虽然中共方面紧锣密鼓，力争早日在西北发动，但张学良却一直未作明确响应。6月10日，张由西安飞兰州，旋赴宁、沪等地，观察各地情势与各方对两广事变的反应。而东北军竟于此时分兵三路，直逼红都瓦窑堡，使中共颇感措手不及。对于中共早日发动的提议，张以东北军整理、训练尚无大效为词，而予以婉拒。延至7月上旬，张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于会间发现南京上层联俄呼声甚高，蒋也流露出明显的联俄及与中共妥协的意向。张据此“认为南京对外政策是有新变动”（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因而对西北发动不免显得有些犹豫和摇摆。同时，中共许诺的苏联援助尚不见踪迹，一旦发动，十几万东北大军的装备、供应将何以为继？67军参谋长赵镇藩就说过，联苏如无确实把握，东北军自然不能轻举妄动（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赵亦对苏援是否可靠，表示怀疑。赵的看法和顾虑，在当时颇具代表性。这些问题，张学良自然也不能不予以仔细考虑。7月24日，张学良与潘汉年商谈时，终于提出了自己的行动设想：“第一，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第二，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九月日本指使德王进攻绥蒙之际，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如此方能号召时局；第三，打通苏联的实现暂以红军为主，东北军目前暂做隐蔽的配合。”（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很显然，张要求红军先打通苏联，俟苏援到手后，方能着手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其发动时间应在9月份或更晚；“打通”行动应以红军为主，并须“确保陕西于我手中”（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对照前此中共的发动设想，则是打算“使用东北军”以“出至黄河以西或以北”来接取苏援，必要时取先退后进之策以缩短战线，可将陕西地盘交于杨虎城，红军与东北军当全力向西北发展。这两种行动计划间差别与距离之大，当不言而喻。另外，7月中旬后，广东形势遽变，空军投蒋，余汉谋、李汉魂等起而反陈，迫使陈济堂通电下野，遁隐香港。广西李、白虽仍坚持，但西南方面败局已定。在此形势下，西北发动便不得不向后推延。
    考虑到张学良的提议，中共随后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打通苏联的问题上。早在7月1日，毛泽东即认定，“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不论为红军为东北军均须如此”（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53页。）。然而，由于东北军不愿作打通的主力，只能进行“隐蔽的配合”，红一方面军自身又军力有限，故中共中央只好寄希望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7月27日，毛泽东等致电红一方面军西北野战军及陕甘宁省委领导人，认为以前的三大基本任务“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要求”，第二阶段各项任务若顺利完成，“就能使我们更有力量地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完全会合，更有力量去造成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61页。）。几天后，毛泽东给西方野战军规定，目前应“以休养生息为主”，“不妨以八月全月为训练时间”（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63页。）。可见，西北发动的时机已被推迟到8月以后了。
    嗣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中共为打通苏联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却迄无成效。另在8月间，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政治指示电，批评了中共“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要求中共以南京为最主要的统战对象，也要求中共提出“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谋求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由此，中共的统战政策急剧转变，迅速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虽然西北发动的设想尚未被完全取消，但“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毕竟已近尾声，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注：《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74页。），其对蒋“忠顺”也就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