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及胡景翼、孙岳在北京政变后组成了国民军。国民军虽然仅存在二年多的时间，但在1925-1927年间对中国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必须指出，学术界对国民军的研究不够重视，而论及此时的冯玉祥只是从统战的角度说他在共产党及国民党人士帮助下的“进步”，直到“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注：刘曼容：《试论冯玉祥由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的转变》，《武汉大学学报》1988 年2期；阎稚新：《李大钊与冯玉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5-60、155 页；郭绪印、 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115页；阎稚新、李善雨、肖裕声：《李大钊与中国革命》，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285、286页。），而对其特殊历史角色缺乏全面科学的认识。这不仅直接影响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评价，而且也不能完整地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全貌。
    长期以来，关于大革命时期战争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忽视北方有关史实的倾向。史学专著对北方国共两党领导下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都非常吝惜笔墨，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历史作用几乎不及一字。这是不公正的（注：“文革”前所出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史，均很少论及北方国共两党在此时期领导的革命斗争及国民军的作用。1984年后出版的有关著作稍有改变。这固然是国共两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心在南方所决定的，但与历史所遗留的某些偏见不无关系。）。冯玉祥及国民军代表了当时摇摆于革命阵线与反动营垒之间的军政力量，其向背对大革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北伐战争之所以势如破竹，固然是国共两党的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但与国民军在北方配合作战也有很大关系。北洋军阀集团的分化给北伐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本文试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为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及冯玉祥，提供某些思考。
    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其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一批较为特殊的人物。他们有爱国热情及忧国忧民的心理，有追求时代进步的思想基础；但又身居反动营垒，在政治经济方面有既得利益，故在革命动荡年代往往左右摇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陈独秀就认为“大多数人民甚至一小部分军阀……已渐渐觉悟自己民族处于被压迫地位，并渐渐由觉悟而不平而发生国民运动。”（注：独秀：《帝国主义工具对付国民运动之总策略》，《向导》105期，《向导汇刊》（3），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54年，874页。）冯玉祥、杨虎城、方振武、邓宝珊、 胡景翼等就是这类人物。他们早期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一定历史渊源，后来身居军阀集团，但长期受当政的大军阀压制排斥。其后，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如吉鸿昌、杨虎城等，能进而投身于人民革命事业；有人倒退了，但大都能追随时代进步潮流。冯玉祥就是上述人物的典型代表。其所部国民军的上层，大体上也由此类人物所组成，如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等。
    冯玉祥（注：冯玉祥自称安徽巢县人，世人也多视其为皖籍。但实际上，从出生地及生长地论，他是地道的直隶人。）早年有一定的进步倾向，但其政治动机大多有维护个人利益的成分；在宦海沉浮中，沾染了某些使用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及实用主义权术的习惯。故此，他参加直皖及第一次直奉战争，参与直系曹锟贿选中的“驱黎”活动。国民军成立后，冯玉祥在军政活动中，仍明显表现出上述特点与作风。
    国民军虽然自成一系，但还没有脱离北洋集团。世人将冯部一军及二、三军称之为“国民军系”。他在张家口就任段祺瑞执政府的“西北边防督办”后，因所部驻扎在西北，故世人也称之为“西北系”。国民军只是个松散的军事联盟，其一、二、三军之间互不统属。冯玉祥的国民军一军在政治上的举措大体能代表国民军整体，所以，本文论及国民军以一军为主。
    国民军的名称有某些新意。冯玉祥说这是为表明所部“拥护中山先生主义”，为国为民的意思（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404页。）。段祺瑞执政府成立后， 冯在政治上采取了与进步势力接近的政策，开始允许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军中公开活动（注：于树德：《北方政治报告》，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2期，19页。），减弱了基督教在所部的影响，并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苏联以记帐的方式给国民军一军提供了大批军火（注：苏联国防部档案，转引自〔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0页。）。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数次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关税自主，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北京地区进步政治力量的活动。这一切让世人瞩目，进步政治力量均认为冯玉祥有较大的进步。中国共产党也认为国民军倾向革命，是一支区别于奉直军阀、“较为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注：独秀：《国民军与北方政局》，《向导》150期， 《向导汇刊》（3），1048页。），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 在近数个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转引自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299页。）。而反动势力则攻击冯玉祥及国民军“赤化”。在华的外国新闻记者都不再称冯“基督将军”，而改称“赤色将军”了（注：〔美〕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216页。）。
    实际上，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此时的政治进步有较复杂的背景，并有很大局限性。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因“倒戈”行动为北洋人物所不容，在政治上非常孤立。国民军一军控制着北京，由此为奉系所嫉忌而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该部所占据的地盘大多土地贫瘠，故经济十分困难，且因直隶保大地区为李景林所占据而与国民军二军地盘相隔绝，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国民军缺少一个对外的海口，无法从海外补充急需的军火。所以，冯玉祥为与张作霖逐鹿中原，只能向国民党及进步势力靠拢，以摆脱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此前，冯玉祥与孙中山仅有些书信往来，但对其政治理论及事业根本不理解。此时，他希望通过国民党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注：“黄昌谷报告俄送水晶棺抵北京及冯玉祥等态度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4 辑（上），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267页。）。国民军地处西北内陆，没有从海上补给武器的来源，从地缘政治考虑，只能从与之相邻的苏联想办法。而且，从苏联进口军火不用付现款，这对国民军更是求之不得。但国民军接受苏联军事援助不是冯玉祥进步的标志与结果。就此事而言，苏联和冯玉祥都有各自的政治目的。当时，冯玉祥对苏联有一定看法，对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及外蒙受其控制不满（注：《冯玉祥与国民军》，34-35页。）。所以，冯玉祥在此时接近苏联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主要还是基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有一定区别。
    苏联顾问团于1927年5月底到达张家口。7月13日，冯玉祥发表防止“赤化”的通令。该通令说：“……查近日以来，谣言甚多，诚恐致乱听闻，易起误会。所有各部军队，须十分注意……而对于赤化播传之说，尤须特别防范，切实禁止。西北地接蒙边，外邻俄境，习尚素不相同，往来时所恒有，交邻固以和睦为尚，而立国精神各有不同”；继而宣称“孔孟之道为我国数千年之国粹，较之外来新名词不啻高出万倍”。通令强调：“历来为政，第一要道，只要养民安民，不在炫奇立异。凡我军民，均当深体此意。”（注：李泰棻：《国民军史稿》（上）， 西北军内部铅印本，无出版年，180页；陈崇桂：《冯上将军传》，西北军内部铅印本，无出版年，89页；《字林西报》1927年7月18日。）
    此通令不仅仅是为反动舆论攻击国民军“赤化”而做辩解，也是冯玉祥当时政治观点的真实表述。7月9日，他对鹿钟麟说：“……与各方表示态度，谓我方主张以中国之道治中国，实行孔仁、孟义、墨爱，并非赤化”（注：《冯玉祥日记》（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95页。），认为共产主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李大钊认为他成不了一个“革命家”（注：〔苏〕C.H.纳乌莫夫：《在中国的土地上》，莫斯科出版社，1974年，26页。）。他对国民党在国民军的活动十分注意，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政治工作人员一直很警惕（注：《冯玉祥与国民军》，11页。）。这实际上表明，到南口大战前为止，冯玉祥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转变。
    从国民军名称的几度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冯玉祥政治态度的动摇。
    国民军成立后，由于名称与国民党相似，故受到反动势力的攻击。在此情况下，冯玉祥于1924年12月14日通电取消了国民军的名义（注：“关于取消国民军名义电”，1924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3辑，749页。），此后又屡次给国民军二军三军写信，让他们也赶快取消国民军的名号（注：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传记文学》（台北）49卷4期，57页。）。1925年2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前几日与孙禹行言几条应办之事，一取消国民军……均已实行矣。”（注：《冯玉祥日记》（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9页。）但是， 冯玉祥随后在李大钊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徐谦劝说之下重新振作起来，又认为该名称便于接近国民党及得到苏联援助，故在军中没有真正禁用该名，他自己在讲话中仍称所部为国民军。1926年初，国民军所处环境再度逆转，冯玉祥在通电“下野”后，又于1月4日通电“不再延用国民军的名义”（注：《晨报》1926年1月5日。）。但是，这又是掩人耳目的手法。不久，他又分别授予魏益三及方振武以国民军四军和五军的名义（注：《晨报》1926年1月22日。）。这种真真假假的态度及手法， 既表现了冯本人的性格特征，又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的摇摆。直到五原誓师时，冯玉祥才又公开打出国民军联军的旗号。
    尽管如此，冯玉祥与北洋其他军阀还是有区别的，这主要是其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这是他能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重视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改造工作，从而对国民革命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