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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刘敬忠/王树才 参加讨论


    五卅运动后,北方群众运动有很大发展。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利用国民军控制北京的有利时机,组织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群众斗争。从1925年10月起,北京民众连续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策划的关税会议及段祺瑞政府;孙传芳及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后,北京人民把反帝与反奉斗争结合起来,民众运动持续高涨。对此,冯玉祥及国民军持一定的同情与支持态度。这固然与冯在当时的政治倾向及一贯的反帝主张有一定的关系,但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实用主义政治目的。段祺瑞政府虽然由国奉两系扶植上台,但段本人及大多数皖系分子更接近奉系,虽然与奉系也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但双方在与国民军对抗上大体还能一致。冯玉祥认为,群众的游行示威能给段政府以巨大的压力,使段不得不更多借重国民军以苟延残喘。事实也确是如此。郭松龄反奉战争爆发后,北京形成了“国民军独占中央政治发言权”(注:松涛:《郭松龄倒戈后的时局影响》,《东方杂志》22卷23号,2页。)的局面。但是, 国民军本身没有完全改造中央政府的实力,认为段政府仍有利用的价值,故对人民群众的反段斗争只容许在一定程度之内,即以不推翻其统治为限。
    1925年11月下旬,中共北方区委做出了发动“首都革命”的决议,计划以群众起义的方式,推翻段祺瑞政府,组织国民委员会,建立革命政权(注:《向导》138期,《向导汇刊》(3)。)。11月27日,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派共产党员于树德等为此与国民军领导人、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接洽,鹿当即对群众的反段斗争表示支持态度。但是,到了次日(28日),鹿态度骤变,不仅下令保护段政府,而且禁止群众再举行集会,并逮捕88名示威群众(注:《于树德同志的北方政治状况报告》,《党史研究资料》13期,219页。),从而使“首都革命”流产。 由于国民党右派告密,在冯处攻击共产党要夺权,冯玉祥怕进一步背上“赤化”的“罪名”,更不愿段祺瑞执政府在此时垮台而不能为己所用,故指示鹿钟麟改变初衷。当然,“首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盲动的成分,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冯玉祥及国民军态度的变化是其当时政治态度的真实反映。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北方政治形势骤然逆转。反动势力立即猖獗,段祺瑞执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也日趋强硬。奉直军阀公开结盟之后,国民军势单力孤。此时,它不仅不敢进一步靠近进步势力,反而在政治上明显右转,先后向直奉军阀进行妥协活动,并追随段祺瑞政府公开反对群众革命斗争。早在1925年8月2日,段祺瑞为镇压群众运动,曾发布“整顿学风”的通令,对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大肆攻击。7个月以后,接替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张之江,于1926年3月6日分别致电段祺瑞及总理贾德耀,也大肆谈起“学风”。电文称当前“学风日下,士习日偷”,“恶化横流,邪说暴作”;要贾德耀“设法矫正,痛加针砭,务使嚣风异事,扫荡一空”,并表示“对此根本问题,万不能不竭尽才力,以图挽救”(注:《语丝》71期(1926年3月22日)。)。 当时的舆论界就认为,“最近国民军四处受敌,为将来恢复起见,自不能不与各方罢战言和,而罢战言和之条件,最要看在排斥共产党”(注:《孤军周报》65期,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研究室主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4-5期,15页。)。正是鉴于国民军上述的态度,段祺瑞政府才敢举起久欲向群众下手的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国民军代理警卫总司令李鸣钟当即发出布告称:“凡我全城士庶, 各安居乐业, 不得再行集会”(注:《申报》1926年3月20日。),公然禁止人民的反抗斗争。随后, 李又出席了段政府国务院会议,赞同对徐谦、李大钊的“通缉令”。冯玉祥则表示“勿令各走极端,致重罹惨祸”(注:《惨案之真相--惨案发生前后经过之详情》,《世界日报》1926年3月20日, 转引自《青运史资料与研究》4-5期,191页。),并于3月20日,匆匆离开平地泉赴苏联。他出国访问早在计划之内,但此时急于就道显然是为了逃避舆论,否则就不会谎称到库伦“才知道北京闹出三一八惨案”(注:《我的生活》(下),453 页。)。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在报告书中认为,“国民军现在一反以前所为,为民众所唾弃,国民军实无一自解于民众”(注:《党声》(北京)3期(1926年5月1日)。)。
    此时,国民军甚至不惜否定自己的历史,幻想倒退到北京政变前依附直系吴佩孚的地位,公然向吴乞降。冯玉祥在1926年1月1日再发的下野通电公开吹捧吴佩孚,称“子玉学深养粹,饱受挫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注:《晨报》1926年1月5日。)。吴佩孚发表与奉系公开结盟的“世电”后,他又发“支电”表示支持(注:《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10日。),并派人赴汉口向吴致意。 张之江在名义上主军后也向吴佩孚公开表示:“愿追随我帅之后,入京主政。”(注:《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17日。)上述对吴乞降的表示遭拒绝后, 国民军又转而与奉系谋求妥协,拟以热河、榆关为缓冲地带,后又表示愿将热河无条件交给奉方(注:“刘锡廉致张作霖电”,“张作霖复张树声电稿”(奉天公署档),辽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电》(3), 中华书局,1987年,58页。)。奉方对国民军也只是虚与委蛇。冯玉祥及国民军主要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实际上,奉系军阀在郭松龄倒戈之后实力大损,内部矛盾亦日趋尖锐;吴佩孚此时仅有湖北一省兵力(注:吴佩孚的军事实力在1926年 3月攻占河南时才得到加强。),其14省联军仅为一张虎皮大旗,直鲁联军之实力也远不如以前。国民军对此视而不见,又想用实用主义权术谋出路。其结果助长了奉直军阀的气焰,远离了进步的政治势力。
    1926年4月10日晨,国民军突然派兵包围段祺瑞执政府, 将其卫队缴械。段祺瑞已于午夜闻讯逃入东交民巷。鹿钟麟以北京警卫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布告,历数段政府的种种“罪行”后声称,国民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采取严正办法,严行禁止。一面恢复曹公自由,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节入都,主持一切”(注:《顺天时报》1926 年4月11日。)。同日,鹿还直接给吴佩孚打电报,表示“惟吴玉帅马首是瞻,政治非所敢问”(注:《晨报》1926年4月11日。)。 这是国民军发动的第二次北京政变。此时冯玉祥虽然不在国内,但上述一切都是按冯的计划进行的。
    冯玉祥在出国前,就制定了一个最后的应急方案,计划在必要时推翻段祺瑞政府并释放曹锟,借曹之力与吴佩孚讲和;如果讲和失败就迅速撤出北京,从而一时造成中央权力真空,以使奉直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火并,自己充作二虎相斗之后渔利的“卞庄”(注:《冯玉祥与国民军》,162-163、182-183页。)。4月初, 段祺瑞企图策划国民军唐之道部叛变为内应并勾结奉军异动(注: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75页。),这为国民军发动政变提供了口实。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一伙已成为人曰可杀的国贼,国民军也深受进步舆论的谴责。国民军认为,此时实施冯之计划,既可为降直做资本,又可洗刷自己在三一八惨案中沾染的血污,故有是举。
    但是,吴佩孚对国民军再次乞降仍无动于衷。此前,他对国民军一再表示“议和”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要国民军无条件投降。经幕僚力劝,才于4月5日复张之江一电,提出将国民军交阎锡山接收,并要张亲赴汉口接洽等苛刻条件(注:《东方杂志》23卷2号,147页。)。此时,吴佩孚更坚持国民军必须“一律缴械”(注:陶季玉:《吴佩孚将军生平传》,16页。)。国民军无奈,于4月15日撤离北京, 指望奉直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反目。但是,国民军的希望却落空了。
    国民军推翻段祺瑞执政府的北京政变,是对有某些进步因素的第一次北京政变的否定,并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形象及政治声誉。李景林通电攻击冯玉祥,说他“前日拥段(祺瑞),今日驱段;前日捉曹(锟),今日放曹”,“好恶无常,恩仇不定”(注:《晨报》1926年4月19 日。)。实际上,“恩仇不定”是当时军阀头目的共性。吴佩孚也在此时将敌友易位,与原不共戴天的奉张结盟。吴佩孚拒绝了国民军的降书及北京城,实际上是抛弃了再次问鼎北洋政权的机会。
    至此,中国政局出现了颇具喜剧色彩的情节。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仍想留在北洋军阀集团之中;奉直军阀也不谙世界与中国革命大势,把本来还不知国民革命为何物、且有十几万重兵的国民军逼到了除非投奔革命一方,几乎全无出路的境地。国民军退守南口后,还派韩复榘、门致中赴汉口向直吴乞降。吴佩孚仍坚持要国民军必须全体缴械(注:“张作霖复张之江电”(奉天公署档),《奉系军阀密电》(3),55页。),结果迫使国民军最终上了“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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