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五卅运动后，北方群众运动有很大发展。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利用国民军控制北京的有利时机，组织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群众斗争。从1925年10月起，北京民众连续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策划的关税会议及段祺瑞政府；孙传芳及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后，北京人民把反帝与反奉斗争结合起来，民众运动持续高涨。对此，冯玉祥及国民军持一定的同情与支持态度。这固然与冯在当时的政治倾向及一贯的反帝主张有一定的关系，但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实用主义政治目的。段祺瑞政府虽然由国奉两系扶植上台，但段本人及大多数皖系分子更接近奉系，虽然与奉系也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但双方在与国民军对抗上大体还能一致。冯玉祥认为，群众的游行示威能给段政府以巨大的压力，使段不得不更多借重国民军以苟延残喘。事实也确是如此。郭松龄反奉战争爆发后，北京形成了“国民军独占中央政治发言权”（注：松涛：《郭松龄倒戈后的时局影响》，《东方杂志》22卷23号，2页。）的局面。但是， 国民军本身没有完全改造中央政府的实力，认为段政府仍有利用的价值，故对人民群众的反段斗争只容许在一定程度之内，即以不推翻其统治为限。
    1925年11月下旬，中共北方区委做出了发动“首都革命”的决议，计划以群众起义的方式，推翻段祺瑞政府，组织国民委员会，建立革命政权（注：《向导》138期，《向导汇刊》（3）。）。11月27日，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派共产党员于树德等为此与国民军领导人、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接洽，鹿当即对群众的反段斗争表示支持态度。但是，到了次日（28日），鹿态度骤变，不仅下令保护段政府，而且禁止群众再举行集会，并逮捕88名示威群众（注：《于树德同志的北方政治状况报告》，《党史研究资料》13期，219页。），从而使“首都革命”流产。 由于国民党右派告密，在冯处攻击共产党要夺权，冯玉祥怕进一步背上“赤化”的“罪名”，更不愿段祺瑞执政府在此时垮台而不能为己所用，故指示鹿钟麟改变初衷。当然，“首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盲动的成分，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冯玉祥及国民军态度的变化是其当时政治态度的真实反映。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北方政治形势骤然逆转。反动势力立即猖獗，段祺瑞执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也日趋强硬。奉直军阀公开结盟之后，国民军势单力孤。此时，它不仅不敢进一步靠近进步势力，反而在政治上明显右转，先后向直奉军阀进行妥协活动，并追随段祺瑞政府公开反对群众革命斗争。早在1925年8月2日，段祺瑞为镇压群众运动，曾发布“整顿学风”的通令，对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大肆攻击。7个月以后，接替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张之江，于1926年3月6日分别致电段祺瑞及总理贾德耀，也大肆谈起“学风”。电文称当前“学风日下，士习日偷”，“恶化横流，邪说暴作”；要贾德耀“设法矫正，痛加针砭，务使嚣风异事，扫荡一空”，并表示“对此根本问题，万不能不竭尽才力，以图挽救”（注：《语丝》71期（1926年3月22日）。）。 当时的舆论界就认为，“最近国民军四处受敌，为将来恢复起见，自不能不与各方罢战言和，而罢战言和之条件，最要看在排斥共产党”（注：《孤军周报》65期，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研究室主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4-5期，15页。）。正是鉴于国民军上述的态度，段祺瑞政府才敢举起久欲向群众下手的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国民军代理警卫总司令李鸣钟当即发出布告称：“凡我全城士庶， 各安居乐业， 不得再行集会”（注：《申报》1926年3月20日。），公然禁止人民的反抗斗争。随后， 李又出席了段政府国务院会议，赞同对徐谦、李大钊的“通缉令”。冯玉祥则表示“勿令各走极端，致重罹惨祸”（注：《惨案之真相--惨案发生前后经过之详情》，《世界日报》1926年3月20日， 转引自《青运史资料与研究》4-5期，191页。），并于3月20日，匆匆离开平地泉赴苏联。他出国访问早在计划之内，但此时急于就道显然是为了逃避舆论，否则就不会谎称到库伦“才知道北京闹出三一八惨案”（注：《我的生活》（下），453 页。）。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在报告书中认为，“国民军现在一反以前所为，为民众所唾弃，国民军实无一自解于民众”（注：《党声》（北京）3期（1926年5月1日）。）。
    此时，国民军甚至不惜否定自己的历史，幻想倒退到北京政变前依附直系吴佩孚的地位，公然向吴乞降。冯玉祥在1926年1月1日再发的下野通电公开吹捧吴佩孚，称“子玉学深养粹，饱受挫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注：《晨报》1926年1月5日。）。吴佩孚发表与奉系公开结盟的“世电”后，他又发“支电”表示支持（注：《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10日。），并派人赴汉口向吴致意。 张之江在名义上主军后也向吴佩孚公开表示：“愿追随我帅之后，入京主政。”（注：《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17日。）上述对吴乞降的表示遭拒绝后， 国民军又转而与奉系谋求妥协，拟以热河、榆关为缓冲地带，后又表示愿将热河无条件交给奉方（注：“刘锡廉致张作霖电”，“张作霖复张树声电稿”（奉天公署档），辽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电》（3）， 中华书局，1987年，58页。）。奉方对国民军也只是虚与委蛇。冯玉祥及国民军主要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实际上，奉系军阀在郭松龄倒戈之后实力大损，内部矛盾亦日趋尖锐；吴佩孚此时仅有湖北一省兵力（注：吴佩孚的军事实力在1926年 3月攻占河南时才得到加强。），其14省联军仅为一张虎皮大旗，直鲁联军之实力也远不如以前。国民军对此视而不见，又想用实用主义权术谋出路。其结果助长了奉直军阀的气焰，远离了进步的政治势力。
    1926年4月10日晨，国民军突然派兵包围段祺瑞执政府， 将其卫队缴械。段祺瑞已于午夜闻讯逃入东交民巷。鹿钟麟以北京警卫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布告，历数段政府的种种“罪行”后声称，国民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采取严正办法，严行禁止。一面恢复曹公自由，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节入都，主持一切”（注：《顺天时报》1926 年4月11日。）。同日，鹿还直接给吴佩孚打电报，表示“惟吴玉帅马首是瞻，政治非所敢问”（注：《晨报》1926年4月11日。）。 这是国民军发动的第二次北京政变。此时冯玉祥虽然不在国内，但上述一切都是按冯的计划进行的。
    冯玉祥在出国前，就制定了一个最后的应急方案，计划在必要时推翻段祺瑞政府并释放曹锟，借曹之力与吴佩孚讲和；如果讲和失败就迅速撤出北京，从而一时造成中央权力真空，以使奉直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火并，自己充作二虎相斗之后渔利的“卞庄”（注：《冯玉祥与国民军》，162-163、182-183页。）。4月初， 段祺瑞企图策划国民军唐之道部叛变为内应并勾结奉军异动（注：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75页。），这为国民军发动政变提供了口实。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一伙已成为人曰可杀的国贼，国民军也深受进步舆论的谴责。国民军认为，此时实施冯之计划，既可为降直做资本，又可洗刷自己在三一八惨案中沾染的血污，故有是举。
    但是，吴佩孚对国民军再次乞降仍无动于衷。此前，他对国民军一再表示“议和”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要国民军无条件投降。经幕僚力劝，才于4月5日复张之江一电，提出将国民军交阎锡山接收，并要张亲赴汉口接洽等苛刻条件（注：《东方杂志》23卷2号，147页。）。此时，吴佩孚更坚持国民军必须“一律缴械”（注：陶季玉：《吴佩孚将军生平传》，16页。）。国民军无奈，于4月15日撤离北京， 指望奉直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反目。但是，国民军的希望却落空了。
    国民军推翻段祺瑞执政府的北京政变，是对有某些进步因素的第一次北京政变的否定，并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形象及政治声誉。李景林通电攻击冯玉祥，说他“前日拥段（祺瑞），今日驱段；前日捉曹（锟），今日放曹”，“好恶无常，恩仇不定”（注：《晨报》1926年4月19 日。）。实际上，“恩仇不定”是当时军阀头目的共性。吴佩孚也在此时将敌友易位，与原不共戴天的奉张结盟。吴佩孚拒绝了国民军的降书及北京城，实际上是抛弃了再次问鼎北洋政权的机会。
    至此，中国政局出现了颇具喜剧色彩的情节。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仍想留在北洋军阀集团之中；奉直军阀也不谙世界与中国革命大势，把本来还不知国民革命为何物、且有十几万重兵的国民军逼到了除非投奔革命一方，几乎全无出路的境地。国民军退守南口后，还派韩复榘、门致中赴汉口向直吴乞降。吴佩孚仍坚持要国民军必须全体缴械（注：“张作霖复张之江电”（奉天公署档），《奉系军阀密电》（3），55页。），结果迫使国民军最终上了“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