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流产的点滴思考
    纵观“西北国防政府”计划制订与准备实施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该计划之所以未能获取成功，固然是因为受到了当时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同时也和该计划自身的内在缺陷及张学良与中共间潜在的某些分歧直接相关。
    无疑，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地方性国防政府显然不是中共追求的最终目标。“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本身所具有的过渡性质，天然地决定了其存在的周期不会很长。一旦中共大幅度调整统战政策，倾全力寻求与南京“中央”妥协合作的话，该计划之不合时宜，便立刻会暴露无遗。1936年8月21日，王明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曾介绍了过去考虑过的三种国防政府形式，他断言：“若只组织一部分国防政府，则变为内战政府”，国防政府“没有南京参加，则不行的”（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72页。）。这反映出，“抗日反蒋”的地方性国防政府计划，与中共主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内在矛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任何以“抗日反蒋”为前提的地方性发动，恐怕终究都难以获得“全国统一”的效果，其所建立的国防政府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有过渡色彩，“西北国防政府”也概莫能外。同时，该计划制定与准备实施的数月间，正是中共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的重要时期，且为时甚短。处在这种总体格局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走向流产，实乃势所必然。
    在“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产生之时，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以“抗日反蒋”为基础的，因此，该计划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浓厚的反蒋色彩。如在6月19日，中共中央在致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中，就径称：“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49页。）然而，对于参与该计划的另一方，即张学良和东北军而言，他们也许更看重的是联共联俄与获取苏联援助，并进而“自成局面”，发动抗战，反蒋与否倒显得无关紧要。张在联苏、抗日等问题上，与中共的利益、主张存在着一致性或较为接近，这促使着双方对“西北国防政府”计划均兴趣甚大，并努力使之实现。但毋庸讳言，在对蒋等问题上，张与中共间并非毫无分歧。张、周首次延安会谈后，双方关系固然日益紧密，但张似乎未能完全跳出“帮蒋能抗日”这一固定思路影响的圈子，所谓“辞而另立”的设想，只不过是“帮蒋”不成时的万一之策而已。因此，张虽热心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但却一直“正面没有提出反蒋口号和反蒋的军事行动计划”（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52页。），甚至在其讲话、函电中，连“反蒋”二字也遍寻无踪。
    其实，在张学良一生的思想主流中，“和平”、“统一”、“爱国”一直是最强音。自“九一八”惨祸以来，“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注：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载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第3版。），复土乃东北人的最大心愿。而要抗日复土，必须以国内的和平统一为前提，这本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张在1936年初开始了联共行动后，却仍对南京中央寄予幻想，不同意中共的“反蒋”、“讨蒋”，其原因就在于，蒋与南京政府是当时惟一有可能将全国统一起来并领导抗战的角色。及至蒋氏剿共乱命频发，张失望之余，自不免有“另立局面”的念头萌生。他以后之参加“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也只不过是寻找另一条抗日的途径而已，这里面已很少或几乎没有多少“反蒋”的意念存在。更何况，张在1936年春便已获知了南京当局秘密联共、联俄的不少内情，只要蒋与南京政府不公开降日，只要蒋还有打算抗日的表示，张也就很难与蒋分道扬镳，很难对南京方面彻底绝望。而事实是，华北事变以来，蒋之对日态度在逐渐变化，南京之内外政策也在调整，国民党统治集团正在缓慢地向抗日之途移动。一旦环境与时机成熟，张学良脑海中暂被抑制的寄希望于国民党中央来领导抗战的念头，便不免会重新翻腾起来。在对蒋问题上，张与中共间某些潜在的分歧，多少会对西北发动产生一些障碍作用，使得该计划多停留在密商与筹备阶段，而一直却未能公开实施。
    此外，“打通国际路线”或“打通苏联”的设想，对张学良及其他地方实力派颇具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打通”行动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西北发动能否如期举行。然而，在“打通”的战略方向、使用兵力、行动时间等问题上，张与中共在理解和设想方面依然有着分歧，已如前文所述。大致说来，两广事变爆发后，中共虽欲早日发动，却因兵力有限，保卫与扩大根据地尚感不敷使用，更遑论远征绥远或新疆以接运苏援了。而东北军方面则坚持，必须先有苏援方能大举发动。但若不发动与使用东北军，则苏援又难以获得，这实际上已构成了一个因果循环的两难困境。以后二、四方面军进入西北，红军兵力大见增长，打通苏联理应不成问题。然终因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歧所影响，导致宁夏战役计划失败，西路军孤师远征，血染戈壁，苏联援助却仍杳如黄鹤。可见，打通苏联之未能成功，直接决定了“西北国防政府”计划只能趋于流产。
    “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夭折，对张学良及东北军集团以后的出路，所造成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既然联共“自成局面”的路径已难以走通，当蒋氏飞临西北督促“剿共”，大规模内战之火有可能重新燃起之际，张学良将何以处之？东北军又怎样才能奔赴抗日战场？几乎是在历史的绝路陡壁前，西安事变如晴空霹雳突然爆发，历史的航船由此而迅速转向。如此说来，西安兵谏的种因，实已肇基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之中，兵谏的宗旨，亦应在西北发动中有所流露。总括起来，一言以蔽之，曰：抗日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