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初美国的“麦卡锡时期”，曾将“失去中国”归罪于老“中国通”--二战时期在中国工作和国务院内负责对华事务的外交官们。其中得咎最深者乃三位“约翰”。 他们是范宣德（John CarterVincent）、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和戴维斯（JohnPatonDavies,Jr.）。近日消息传来，戴维斯已于1999年12月23日病逝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埃希维尔市（Asheville,N.C.）。终年91岁。美国各主要媒体纷纷以显著版面发表讣告和评论。《纽约时报》的纪念文章认为，在这些被指责为“失去中国”的外交官中，戴维斯的经历最具震撼力[ 9]，因为他曾被誉为二战中的英雄，还被上司看好，将来命定会担任国务院的高层职务。文章还提到，戴维斯后来对自己当初的观点，即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将有可能与美国合作和向美国开放市场，居然产生了怀疑，甚至对自己的“错误”判断进行了“反省”[9]。 文章揶揄道：“实际上，这样的事（中国对美国开放市场）后来确实发生了。然而是在30年之后。”[9]他还在1950 年建议当时拥有核子优势的美国向苏联采取预防性的“摊牌”行动。[9]
    （一）初显身手
    戴维斯于1908年4月6日出身在中国四川省。其父母是美国传教人员。他们俩于1906年来华传教。老戴维斯夫妇生有二子。约翰居长。1912年，全家从嘉定（四川）迁往成都。戴维斯在十来岁时，和弟弟一起被送往上海的“美童公学”念书。也就是在上海，17岁的小约翰在上海街头见证了“五卅惨案”。戴氏兄弟在上海中学毕业后，回美国读大学。约翰上了位于威斯康星州的“梅可约翰学院”（Meiklejohn College，隶属威斯康星大学）。三年级时，约翰作为普通水手，在一条开往中国的商船打工“回”中国，并在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掌校的燕京大学继续学习。一年后回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完成本科学业。
    1931年，戴通过国务院考试，加入美国外交官行列。1932年1月， 他被派到加拿大任副领事。不久后，即被调往仅有两名官员的驻中国昆明的美国领事馆任职。1933年9月， 被派到北平（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任随员。戴的汉语本就流利，只是满口川音。在北平两年，他很轻松地学会了“国语”。对他这样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来说，改一下口音，本非难事。他后来还学会了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日语。在北平工作期间，他作了极为广泛的旅行，到过山西、河南和陕西，甚至登上了华山之颠，攀越了五台山。不仅领略了中国的山川风貌，还对中国的贫困落后和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的认识。
    1935年秋，戴被调往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在沈阳的两年里，他见证了日寇在东北的侵略暴行。“芦构桥事变”后，他于1938年5月， 被派去汉口。当时，那里已然是群英荟萃。他们中有周恩来、史迪威、陈纳德（Claire L.Chennault）、卡尔逊（Evens Carlson ）和斯沫德莱（Agnes Smedley）等。这段时间，他对中共人员的抗日激情印象颇深。 日军侵占武汉三镇时，他奉命留守，目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以及日寇疯狂的烧杀淫掠。内心充满了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侵略者的痛恨。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对此有非常详尽的描写。不久，他被调回华盛顿，在国务院远东司的中国处办事。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当时，史迪威将军正回国待命。戴于年底一次与史共进晚餐时提出愿意加入其麾下任外交助理。史欣然接受[5-76]。1942年1月，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通知史，要他担任新设立的“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的参谋长”和“美军驻中、缅、印战区部队司令官”。戴于2月10 日被任命为驻重庆的大使馆二秘，加入史迪威的队伍。他于 2月25日启程离美，抵达史设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办事处。10天后，戴进入缅甸，到达史设在眉苗的总部。他不仅是史的外交助理，还是他的政治顾问、翻译和新闻发布官。4月初，他陪同史赴重庆，并正式向大使报到。稍作停留，4月5日，又飞回加尔各答。当时， 史迪威指挥中英联军所进行的缅甸保卫战遭遇了挫败。1943年8月2日，一架从印度飞往中国的C-46 运输机由于发动机故障，机上17名乘员被迫跳伞逃生。他们中无人学过跳伞。在其他人踌躇不定时，戴首先跃出机舱。他们化了足足一个月方才走出丛林，脱离险境。戴以超人的胆识、冷静的头脑成为这支小分队的组织者和首领，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极端艰难的行程。为此，他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9]。
    （二）延安捭阖
    作为史迪威的政治和外交顾问，戴于1942年初夏曾在重庆三次拜会周恩来。周向他表达了中共的抗战决心，以及欢迎美国代表前往延安。戴向高思大使递交了谈话记录。此后，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努力推动此事。1944年1月15日， 他致函史迪威道：“我们必须乘现在中共仍表欢迎之际，尽早向中共控制区派遣军事和政治观察小组以收集敌人（日军）的情报、为将来在那一地区的有限军事行动做准备，并于苏联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发动进攻时，报道苏军的行动，评估是否有出现另一个拥有东北和华北的分离的中国或苏联的‘卫星国’的可能。”[5-p104 ]这表明，戴维斯自称是后来的“美军观察小组”常驻延安这一重大事件的倡议者并不为过。戴维斯实际上是军事观察小组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幕后指挥者，他之所以对派遣观察组不遗余力，主要原因是他特别重视华北战场，认为那里是与日军主力决战的理想场所，因而有必要与中共合作[8-p279～285]。蒋介石及其美国支持者--“院外援华集团”对戴之所以恨之入骨的重要原因之一恐在于此。离开缅甸，重返中国以后，戴极其活跃。依据他对中国局势的敏锐观察，和中共的多次接触，以及对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情况的深入了解，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与谢伟思相类似的建议：与中共建立某种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有限的军事装备。他认为这不仅将有利于加强对日作战的成效，而且将为今后美军在华北登陆与日军决战创造有利条件。他提出这一建议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那就是防止在今后内战中中共必胜后的中国投入苏联怀抱。他在1944年11月7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中共正在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拒绝接受他们和支持毫无建树的蒋，他们就会将我们视为敌人。但他们宁愿做我们的朋友，不仅为了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同时也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致力于造就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中国符合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中共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未来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5-p13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