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厄运降临
    1947至1951年，戴在国务院政策司任职。司长恰好是凯南。也正是此时，戴提出要乘美国垄断核武器时和苏联“摊牌”。不久，麻烦接踵而来。第一件事是美国情报部门需要招募一批收集新中国情报的人员。凯南派他代表国务院去推荐人选。他提出斯诺、费正清及史沫德莱等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士。为此，“院外援华集团”攻击他阴谋向“中央情报局”安插共产党人，因为上述人士均已被认为是“共产党人”或“亲共”份子。另一件事是“时代”周刊对他曾警告麦克阿瑟，中国可能会加入朝鲜战争一事加以攻击。指责他这样做是要“破坏”麦的战略计划。他在“听证会”上拒绝透露与情报部门讨论的详情，又被指责“作伪证”。虽然以上两件事并没有对他造成即时的影响，但为后来种下了祸根。 国务院感觉将他留在首都总是个麻烦，于是， 将其派到德国（1951），后仍觉他在该处“扎眼”，因而又调他到秘鲁任政务参赞。戴对此倒处之坦然，因为利马自有其可取之处，特别是他的夫人有西班牙血统。麦卡锡的清洗火焰越烧越烈。远在新西兰的谢伟思和在摩洛哥的范宣德都“中箭落马”[2-p274]，利马自非世外桃源， 戴亦未能幸免。1953年，共和党总统艾森毫威尔上台，反共“十字军骑士”杜勒斯任国务卿。下一个“清算”目标就轮到戴维斯。麦卡锡抓住戴维斯曾向“中央情报局”推荐斯诺和费正清等人一事，再次发起进攻。杜勒斯下令重新对戴维斯进行审查（在这之前，他已经历了8次审查）。 他被控“极力反对和企图阻挠美国对华政策”。证据是（a ）他是国务院内鼓吹区别中共和莫斯科的首要份子；（b）和中共人员保持关系；（c）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缺乏足够依据。1954年3月23日， 杜勒斯设立了一个“安全听证会”。该会所有成员均对中国问题所知甚少。听证会于5月召开。戴从秘鲁被召回参加，作证指控他的有赫尔利和魏德迈。 [5-p257～260]
    赫尔利在听证会上又作了一番低能表演。他在指责戴时老是张冠李戴，将涉及谢伟思的一些事件安到戴头上，因为他经常会混淆这两位约翰。戴请谢出庭证明一些事与他无关。但“审判官”根本不想听，因为在他们眼里，谢既被革职，他的话根本“不可信”。事后，谢对夫人说：“戴维斯这下彻底完了”[5-p257～260]。8月30日，戴被革职。 理由是他“表现出缺乏判断力、不审慎和不可靠”[5-p260]。11月5日，杜勒斯向他宣布革职的决定。杜还伪善地表示愿意为戴求职提供推荐函。戴对此不屑理睬。他随后发表一份声明说：“我必须让历史来为我见证。为此，我告诉国务卿，我个人希望能公布有关我的问题的所有记录，包括我于1950年提出的对苏联‘摊牌’的建议。”[5-p261]
    戴回到利马。当时的秘鲁为极右独裁政权所统治。按理说，像他这样被美国政府打上“左倾”标签而撤职的外交官是不应受到欢迎的。然而，秘鲁国会竟决定欢迎他全家留居。[5-p261～262]为了谋生和养育子女，戴成了一名家具商。他自行设计的产品颇受顾客青睐，生意还相当成功。对戴来说，经济上或许比当外交官远为优裕，但个人抱负未能施展毕竟是人生一大憾事。1964年，戴偕全家从利马迁回华盛顿。为了孩子的前途，他决定重新考虑原先已放弃的恢复名誉的法律行动，因为他们回到了祖国，不同于在国外。当年为范宣德辩护的律师瓦尔特·萨雷（Walter Surrey）表示愿意为他出力。此时的戴已心灰意懒， 无意再回国务院重操旧业。他只要求得到“洗刷”。事情拖到1967年。萨雷律师想出一条简捷的途径：“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了美国“军控和裁军署”的一项有关拉美国家军事问题的研究任务。戴十分了解那里的情况。如果该校能聘他当顾问，就需要国务院对他重新作鉴定，因为戴将会接触保密资料。一旦国务院批准这件事，就相当于给他恢复了名誉。可是，完成这件事的过程远比想像的要复杂得多。1969年，等一切就绪，即戴被当局批准可以参与“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时，研究已基本结束。但戴的名誉总算就此得到恢复。是年，戴60岁。
    （五）郁郁终身
    1973年1月30日，“美国外交官协会”在国务院举办一场有250人参加的盛大午餐会。该会主席威廉·哈罗普致词说：“总统的中国之行，以及他所开辟的美中关系新时代引起人们对那些于1942-1945年在中国工作的外交人员所写的有预见性的报告的注意。历史学家们推崇他们在那动乱时期从驻重庆大使馆和中国其它地方发回的报告的真实性和分析能力。他们陈述的事实受到国内的否定。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国内严厉的指责，因而事业中断。‘美国外交官协会’兹于1973年1月30 日星期二中午在国务院8楼仅向这些40年代在中国服务的外交官们致敬。 他们在忠实报道情况时显示了专业能力和诚实品质。”[5-p299 ]戴维斯没有出席。那时，他在西班牙。他说“为这顿午餐去华盛顿，路太遥远了。”[5-p300]
    戴和家人在西班牙住了几年回美后，就定居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艾希维尔市，直至谢世。戴儿孙满堂，有1子6女和11名（外）孙儿女。其夫人，原《华盛顿邮报》记者帕特里夏依然健在。按笔者所见，在40年代所有驻华外交官中，戴是其中最富有才干、最活跃、最世故、最具胆识和最有个人抱负者。他不像范宣德那样敦厚木纳，亦不似谢伟思达观纯良。他在回忆录中字里行间显得极为自负和有很强的表现欲。正因他对自身前程存有很高的期望值，因而一旦受挫，反应就异常激烈。他当时建议和中共合作当然完全出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他自卫意识极强。他在写所有报告时始终不忘为自己留有余地，有时措辞还相当含蓄和谨慎[3-p181]。即便如此，最终也未能摆脱被清洗的危运。 此外，他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曾去苏俄旅行，目睹了集体化所造成的大饥荒。在沈阳任职时，又注意到苏联对将领的“大清洗”。在莫斯科的几年，对那个国家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他的反苏意识远较其他人为强。他在回忆录中充满了对受屈的表白。戴在履行职责时，对中共情况作了比较忠实的报道，就对华政策提出的建议也确实符合美国国家长远利益，但他内心想得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前程，希望从中显露才华和能力，以博得上司青睐，从而得以飞黄腾达。中美恢复接触后，周恩来向一些老“中国通”们发出了访华邀请。谢伟思欣然前往。范宣德接受了邀请[2-p290]，可惜在访华前病逝。 而戴却一直不愿接触任何中国人，反映了他性格偏狭的一面。这可能是因为他所受挫折太深，因而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决定与苏联结盟和参加朝鲜战争，从而导致他被追究和清洗始终怀有悻悻之感。至于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无暇也不愿再加以深究。他对麦卡锡作了抗争，但不是为自己的建议是否正确，而只极力表白自己并不“亲共”。他身上有很大的机会主义成分。与谢伟思相比，高下立判，因为，谢始终坚信自己依据良知所作出的判断，在身罹危运时，一直安之若素，从不怨天尤人。1972年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前一星期，谢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严正指出：“我最近对中国的访问证明--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这样--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从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以为，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我们坚持有必要遏制中国，以防止我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乃基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缺乏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意图的真正了解。”[5-p294]他用历史事实证明他和戴维斯都没有错。 而戴却在迭受打击之下，作了自我否定。待历史作出正确结论时，他已感受不到太多的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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