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在史迪威和陈纳德与赫尔利等人的争执中，始终站在史一边。但是，他对史的刚直少文、不讲策略，从而树敌过多亦不以为然，并常存忧虑。连史的挚友马歇尔都认为，史的“最大敌人就是他自己。”因为“他从不设法掩饰对英国人和中国人（指蒋政权）在战场上无所作为的蔑视。”（1-p543）戴曾不止一次地向史进言，望其能改变行事方式，以便更能达到目的，实现其指挥中、美联军打败日本的壮志。史对戴的谏劝虽未生反感，但毕竟生性难移，始终未能改变策略。笔者在阅读戴的回忆录《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时，发现戴在臧否人物时，较多持批评态度，甚至对史也不例外。他对史评论道：“史迪威其人性格是复杂和矛盾的。我认为其主要特点是极其内向。史迪威对他的家庭和他认为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是非常热心的，就像他对国内外的敌人非常痛恨一样。他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单纯的人，以普通百姓相标榜。实际上，他的世故令人吃惊。而且，他是如此伪善和傲慢，像那些爱吹嘘自己的人一样，他夸大了自己的平易近人。……一方面是多疑、内向、不容人，同时，史迪威又是直率--因而没头没脑地对待委员长和报界--而讲道理的。”[6-p213～214]说史“傲慢”或“直率”倒也没错；谓其“伪善”则大谬不然。戴在回忆录的后文中谈到史的被解职时又称道他“可能是美国陆军中最善战的将军，最有良心和最有责任感的军官。他是肩负着一项自招失败的使命被派去的。”[6-p317]这才是公允的评价。至于对赫尔利、陈纳德和魏德迈等，他的评价自然是等而下之。
    1944年7月2日，“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抵达延安。1944年10月，在蒋介石的坚持下，罗斯福总统决定解除史迪威的军事指挥权，并将其召回。10 月22日， 戴维斯和大使馆另一官员约翰·K. 埃默森（JohnK.Emmerson）、《泰晤士报》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 ）等飞赴延安。戴在到达的当晚就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得到了中共将予在华北登陆的美军以“全面合作”的承诺[8-p325～332]。条件是：美军的登陆应是一次重大的（对日）作战行动，并且要对（八路军）进行援助。接着，他又在延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朱德和叶剑英等将领对上述军事合作做了具体探讨。戴对延安清明而和谐的政治气氛印象极深。他对中共领导人赞誉有加：“这些共产党人有着超乎寻常的热忱，一种创造真诚、坦白气氛的才干。”[6-p333 ]他得出以下结论：“我认为，当苏联移师东向对日作战时，东亚的力量对比将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变化，除非我们先发制人与延安合作以迅速作出对应。”[6 -p332]他建议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以获得有关中共的第一手情报。戴的目的是要赫尔利来促进他关于与中共合作的建议。他完全错了，他请来的是他和其他“中国通”的“灾星”，也是中美两国20年敌对的“始作俑者”。
    戴这次在延安逗留了16天。他在延安的行程被他极力撺掇访问延安的赫尔利所打断。1944年11月7日，赫突然抵达延安。 当天下午戴就赫对中共会轻易接受他带来的国共和谈条件存在幻想提出了警告。赫马上命令戴第二天返回重庆，省得戴的在场使他碍手碍脚。赫尔利对国共两党的调停不仅完全失败，而且他从开始支持中共立场很快完全倒向蒋的出尔反尔的拙劣表演，使中共对美国失去信任。戴对赫尔利开始时为何对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如此具有信心分析道：“不像美国其他官员，赫尔利相信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人不感兴趣。他仍然相信莫洛托夫告诉他的话，即苏联看不起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他深信，他已经改变了委员长的看法，从确信中共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到接受赫尔利一直反复对他陈述的话--莫斯科对延安漠不关心，而它对重庆的意图则颇为宽厚。赫尔利没有想到延安如此强大，以致于注定要接管中国。赫尔利低估了共产党的实力，相信莫斯科不会支持延安，而且深认共产党人和蒋政权之间不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为，按照他的想法，双方都献身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赫尔利预期延安会接受蒋领导下的统一。使大使馆人员沮丧--我和他们一样忧虑--的是赫尔利使他自己和美国政府越来越深地卷入了蒋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生死斗争。 ”[6-p356～357]其实戴的分析只是表象，赫根本不了解中国， 更不适合担任所赋的使命--巩固史迪威的指挥地位。蒋实际上是将赫这个政治低能儿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已。虽然政治低能，但他对美国与中共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却是灾难性的。戴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当时的努力进行了反思：“我在建议我们努力‘抓住’中国共产党人时，对我们能做的事讲得过分了。”但历史证明他至少在以下这点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继续抛弃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而支持扶不起来的蒋介石，他们就会把我们视为敌人。”[6-p356～358]
    （三）三国四方
    回重庆后，戴继续留在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将军手下任职。12月25日，戴与包瑞德上校再次赴延安。包的使命是依据魏德迈的命令与中共商讨美国向华北派遣特种部队的计划。对此计划原先无知的赫尔利获悉后大发雷霆，不仅与魏发生争执，而且首先迁怒于戴维斯，认为戴破坏了他所主持的国共和谈努力。这样就加速使戴离开了中国，被转馆派往莫斯科。1945年1月9日，戴临行前向赫告别，好心好意地进言，希望（赫的努力即便失败），“也不要卷进中国人的钩心斗角之中。”赫尔利听后怒不可遏，叫嚷着要“打断戴的脊梁骨。”[6-p378～379]赫后来果然没有食言。戴维斯抵莫斯科后，依旧一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这段时期，他所发回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仍然不少。他更多地加上了对苏联就地观察的分析。1945年2月28日， 他从伊朗德黑兰向国务院发回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已分裂为两派。一为毛泽东所控制的民族主义派。另为前‘共产国际’成员王明为首的亲苏派。王明的垮台标志着亲苏派的失败。中共当前公认的从未离开过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与俄国没有紧密关系。中共军事指挥官与俄国也没有紧密联系，并且忠于毛。”[7-p246～247]他报回这条消息的用心无非还是要美国抓住机会与中共建立某种关系，以免其倒向苏联。
    1945年4月15日， 戴在一分“备忘录”中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力量对比，以及国共双方和苏联的关系后，他建议美国政府“（a ）是否值得执行一项与中共合作及援助他们的政策？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要确定的是，肯定的回答将不意味着摒弃蒋政权。譬如，如果由于形势不明朗而有采取这项政策的可能和需要的话，审慎的做法就是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中。在考虑是否与中共合作并向他们提供援助时，或许首先应当了解，中共是否愿意以他们能给予苏联的同等甚至更优惠的条件来和我们合作？换句话说--他们是否是自觉执行苏联的政策？我们对此并没有数。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国家的行为未能使我们确信，资格更老，更依靠本身力量壮大的中共会对美国此举作出良好的反应。因此，由一名能干的观察员去对莫斯科和延安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将能解答这问题。在目前的时机，要说哪个共产党政权易受美国的政治影响，那就是延安。（b ）如果我们要制订一项与中共合作并向其提供援助的政策，我们应认识到那样做将是与先行进入的俄国势力竞争，而非将其阻挡在外。正如我们支持蒋以作为平衡和缓冲力量那样。要想获得成功，这种竞争在经济上要求我们（向中共）提供目前正计划给予蒋的同等规模的援助。在文化领域，还要做更大的努力。”[7-p334～338]7 月26日，赫尔利向驻苏使馆发去一份电报。希望说服苏联能与蒋介石签署条约，以支持国民党。认为，那将使中共退让。戴在向哈里曼大使呈交这份电报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认为赫是在痴人说梦。他说：“我们认为，苏联的影响被夸大了。延安的土生土长的力量，以及它的活力和顽强精神是无可忽视的。”[7-p440]
    赶走了史迪威，继而又从中国撵掉所有“中国通”的赫尔利在中国捣了一年乱后，眼看无法收拾局面，决定甩手不干。他于1945年11月提出辞呈，其中当然不乏撂挑子的成分。[4-p185 ]杜鲁门当即表示接受。赫一怒之下于12月5 日在参院“听证会”上攻击国务院内的“中国通”破坏他的使命。并指名攻击戴维斯。刚被提升为一秘的戴在莫斯科获悉后勃然大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初，这使我发疯了。回到家里我对着一切吼叫不止，并摔碎了东西。”[6-p435]然而， 大使哈里曼和政务参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均对赫尔利对戴的指控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