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辛亥一代知识群体从形成之日起，就勇敢地投入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斗争。民元以后，一部分人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斗争，一部分人则在经过沉寂和思考后，发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呐喊，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新的五四一代知识群体一经产生，即以高昂的忧患意识，同他们的辛亥前辈迅速汇合在“救亡图存”的大纛之下，演出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其后，他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各自的救国道路和终生职业，发生了急遽的多向分流，在中国进入更加丰富多彩、撼人心魄的民主革命的新时期，“各领风骚”，争奇斗艳，演绎了救国救民的壮丽事业，迎来了华夏民族的新时代。本文试图粗略地勾画出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群体汇合与分流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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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完全意义上的知识群体，一经产生，就以前所未有的政治恣态，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信念，聚合在民主共和的旗帜之下，勇敢地投入到了“反满”革命运动中，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赵伯先、邹容、秋瑾、林觉民、史坚如、喻佩伦、宁调元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辛亥革命赶跑皇帝，建立共和，使他们夙志得偿，下一步干什么呢？科举制早已废除，“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被堵死；过去的热情集中在政治斗争的群体意识上，除少数人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政治军事斗争外，多数人恪守“功成身退”的传统政治美德，激流勇退，不涉政治。辛亥后陈布雷封笔回到家乡教书。他在回答此中原委时说：“民国成立，报纸宜鼓吹建设，不如革命时期以摧陷廓清之论调，炫众而导乱。”[1]（P46）大体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辛亥命后的退隐心态。加上革命的战鼓甫歇，即有同盟会的分化、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和思想文化上的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等等血淋淋的现实，将辛亥一代知识群体的希望击得粉碎，他们陷入了迷惘、失望和悲哀之中。
    辛亥一代的知识群体，不论其“浮于海”还是退隐沉寂，其中的大多数，始终在默默无闻地培育着新一代的知识群体，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演变，深沉地思考着救国的道路方案。徐特立就培育过毛泽东、蔡和森；张伯苓就培育过马骏、周恩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就培育了北京大学的大批优秀学子；章太炎也培育了钱玄同、沈兼士等人。以五四为标志的新一代知识群体，是在辛亥一代知识群体培养下成长的，这也成为辛亥一代知识群体在辛亥革命后的伟大贡献之一。而辛亥一代知识群体，在沉寂中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尤其是对辛亥革命成败的反思，忧患意识的不断层积，日益明确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当辛亥一代知识群体深深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时，新崛起的五四一代知识群体尽管才20岁左右，但却以天下为己任，更加激进地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毛泽东回忆他的青少年时代时说，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知道要向西方学习；读了一本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产生忧患意识，发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感叹。[2]（P112）周恩来面对“举国山河非我所有”，忧心忡忡，激励有志青年“闻而兴鸡起舞之感，天下兴亡，起匹夫有责之念”。[3]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发刊词称：“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4]（P86）五四前后许多青年社团的成立和刊物的创办，都表明青年一代具有强烈地关心国事民族的忧患意识。五四一代的知识青年，以救亡图存为基点，同自己的前辈--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相聚合，构成五四新的一代知识群体，共同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世纪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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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新文化运动对于国民的巨大启蒙作用，五四运动带着历史还不曾有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出现，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除了反动政府中的少数当权者和卖国贼外，不分阶级、阶层、学派、党派和流派，也不分士农工商兵学，统统聚合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领导和推动五四运动的，当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主将和斗士，起而支持者，则什么人都有。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空前的群众支持，而且也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新文化运动的胜利和崭新国民意识的形成，与传统的告别和对未来的憧憬，个体自我意识的解放和群体救亡意识的增强，使五四一代知识群体思想极为活跃、敏感，搬来西方的各种学说加以研究、利用、改造和发挥。加上他们所属的阶级、阶层，对于价值体系和宇宙观的理解，对于西方世界了解和吸收的程度等等的差异，在思想上产生了千差万别的变化，五四一代人开始在自由的氛围中寻求自己的道路。五花八门的主义、社团、报刊和救国方略，一时间如流星始在自由的氛围中寻求自己的道路。五花八门的主义、社团、报刊和救国方略，一时间如流星砸地般出现。1920年，恽代英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拟订选题计划，计有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共26个。即使社会主义，其流别也有16种之多。[5]
    有了主义，就要有实现主义的途径和办法。“忧国者怵于大势，群以合群，主动号于群”。[3]五四知识群体自发构建起各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小社团组织，较著名的有李大钊在北京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成立的新潮社，周恩来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在武汉成立的互助社，毛泽东在湖南成立的新民学会，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创造社，蔡元培、李石曾在法国成立的法华教育，王光祈成立的带有全国性的少年中国学会，等等。有主义，有社团，还须有自己的报刊来宏扬。五四时期的主义多、社团多，报刊就多。当时的社团，几乎都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报刊，著名的刊物除《新青年》和《新潮》外，还有天津的《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北京的《每周评论》等，学生团体仿《每周评论》创办的刊物至少有400种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报刊，极大地拓展了新文化运动的范围，掘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度。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群体为救亡图存设计了无数方案，上述的每一个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救国方案。此外还有张謇、陈叔通等人的实业救国；邵飘萍的新闻救国；李四光、竺可桢等人的科学救国；蔡元培、黄炎培等人的道德救国和教育救国；冯友兰、陈寅恪的学术救国；梁启超、梁漱溟的本体文化救国（东方文化，实则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笔者注）；胡适、王宠惠主张“好人政府”以救国等等。这些救国方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见，自有成说。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备致周详的救国方案，犹如激光聚焦般对准救亡图存。它破天荒地把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同政治、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五四时期的知识群体分两部分：前者形成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洗礼于辛亥革命；后者形成于新文化运动，洗礼于五四运动。两部分因救亡图存而汇合，共同构成五四一代先进的知识群体，却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有温文尔雅的长者之风，后者是血气方刚的奔放青年；前者是新事业的旗手和开拓者，后者是继起的斗士和主力军；前者“但开风气不为师”，后者建起了彪炳后代的伟业。笔者试图对此做如下剖析：
    对辛亥一代的知识群体，笔者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张澜、吴玉章、戴季陶、邵飘萍、林伯渠、鲁迅、徐特立等10人为例进行分析。他们在亥革命时的平均年龄为30.7岁，到五四运动时平均年龄为38.7岁，其中有8人投身教育工作，几乎全部专职或兼职办过新闻。辛亥一代知识群体的基本特征，在他们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蔡元培在辛亥以后，因厌于国内政局的混乱纷繁，远走欧洲留学、考察，1916年回国后，就北京大学校长职，革故鼎新，力倡学术自由，实行“兼容并包”，容纳各种学术流派。他聘请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李四光、胡适、周作人等“新人”为教授，聘章士钊为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为副馆长，使北京大学很快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学校教育的新范式。蔡元培“但开风气不为师”，被誉为新思想的“保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革命的许多基业，都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开创的。陈独秀力倡“民主与科学”，提出了文学革命；李大钊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尝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胡适倡导新的学术研究和白话文运动；鲁迅奠定了文学革命的坚实基业；钱玄同首倡文字革命；李四光建立了中国现代地质学。他们的思想和学说，通过报刊和图书等新的大众传播工具，辐射裂变，砸地有声，影响超越北京大学的围墙，遍及城镇、乡村乃至千百家庭。老一代知识分子为“转移未世风气”，开一代先河，竭蹶颠扑，艰难不懈地奋斗着。
    继起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一般还只是青年学生。毛泽东、周恩来、左舜生、陈公博等52位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年龄最大的30岁如李立三，最小的16岁如邓小平、邓颖超；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1.2岁，较之辛亥一代知识分子要小17.5岁。他们在五四运动时，比之辛亥一代知识分子参加辛亥革命时的年龄，也要小八九岁。“他们还没有投身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6]（P19）他们带着空前的勇猛锐气冲击着激变前夜的中国社会，以自己的群体特征，而不是以他们前辈为榜样，开创了无与伦比的现代中国的各项伟业。分析五四时期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有助于把握他们的演变原因及流向。他们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以天下为己任，以救国救民自励，易于接受新事物。五四知识青年以天下为己任，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慨。毛泽东疾呼：“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即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7]（P9）作了回答。周恩来写诗自励：“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救世穷。”[8]（P100）新民学会以“改良人心风俗为旨”新中学会以“刷新中国为宗旨”[4]（P131），少年中国学会以“创造少年中国……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4]（P168），其他青年学生的先进社团，其宗旨均大体如此。他们最易于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一刻不停地设计着最佳的“济世”方案。
    第二，五四青年一般都具有敢想敢说敢做的无畏精神，“有什么说什么，不懂得什么叫客气，什么叫顾忌”[4]（P100）。敢于蔑视一切传统和权威，甚至有些行为近似鲁莽和偏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奋起游行示威，面对反动派的警棍、高压水龙、刀枪和监牢，毫不畏惧，甚至敢于挺身向军警的刺刀上闯。天津学联代表马骏，为表明爱国决心，大叫“我以命拼”，以头向庭院石柱猛撞，迫使天津商界罢市支援五四运动。[4]（P167）在各种爱国集会场合，为表示决心，学生当场拿出刀子自杀，砍掉手指书写血书的屡见不鲜。许多男女青年，勇敢地向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挑战，脱离婚姻家庭，自由组合，大有中国式“性解放”前驱的意味。
    第三，主张学以致用，“心劳结合”，实验主义，改造社会，开创事业，在思维和行动上，均具创造模式。其内容主要是创办企业实体，建立工读互助组织，探讨新村实验等。新中学会1917年在日本成立时，着重提倡集体互助精神，节约的生活习惯和劳动锻炼。他们回国后积极参与创办学校和实业，会员高仁山等人在北京创办的艺文中学，实行新的教育方法，成绩突出，解放后改为北京第28中学。1921年，会员安体诚、于树德在天津创办工余补习学校，加强对劳工的教育，推动劳工运动。毛泽东计划组织工读同志会，在岳麓山搞新村实验，实行半工半读。恽代英认为将来的新村，应是“废止金钱，没有财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9]（P260）在这类实验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光祈在北京所倡办的“工读互助团”，它得到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积极帮助，吸引了大批激进青年参加，最多时达到几百人。它实行财产公有，开办大食堂集中供应伙食，团员之间除了团规外，没有了家庭、婚姻、学校和社会的约束，团体就是“天堂”。但由于偏离社会现实太远，该组织实际只存在了3个月就被迫解散，其主要原因是经济来源困难，赖以维系团体的大食堂开不了伙食，[10]其他地方的类似组织，其结局也大体如此。虽然此路不通，但它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促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以及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尝试，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五四一代知识群体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