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关于宣传作用的迷思也就起源于北伐的当时。胡宗铎在占领长沙之后的庆功会上曾说：此次占领长沙，与其说是“军事战胜，不如直截了当改云是民众胜利。因叶[开鑫]部之跑，不是打跑的，是民众在其后防故意恐吓赶走的”。（注：《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 7月30日，转引自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第65页。）湖南民众的支持固然显著，但若能将叶部恐吓赶走，唐生智何须投国民党，桂军亦不必进长沙了。胡氏为桂军将领，对湘人说话不免客气些。但此话既出自军人，又经国民党报纸转载，影响遂广。而民众之所以能在后方起而恐吓敌军，自然是敌后宣传之功，宣传功用的迷思遂广为人接受了。
    美国学者朱丹（Donald A.Jordan ）早已辨明在作战之前派大量宣传人员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的说法是迷思。（注：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p.241～246。）实际上，宣传队只是尾随军队进发，甚少有先入敌后者。北伐时主管宣传的郭沫若曾回忆。由于北伐军事进展速度超过预料，他所率领的宣传队要跟上作战部队的前进已十分困难，遑论到军队之前去搞什么宣传了。（注：郭沫若：《革命春秋》，上海海燕书店1947年版，287～331页。）即使确有一些数量不多的宣传人员深入敌后，但一涉具体，他们所能为者，如《国军政工史稿》所言，即“敌后宣传，仅凭宣传人员一张嘴巴一支粉笔，到处演讲，到处书写而已。至多有时散发一些传单，张贴一些标语”。（注：《国军政工史稿》，上册，第288页。）这在城市，因白话文的推广， 或确能使边缘知识分子兴奋一阵；若在农村，则扰乱一下敌方的军队或有可能，要发动民众支援北伐军作战，可能性实在太小。
    实际上，即使在北伐军已占领的区域，宣传的功效也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差许多。北伐军进入河南后，各部队政治部的报告均强调宣传的重重困难。这些政治部的报告说：河南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人民识字的程度非常低下，不及十分之一二。标语宣言，失其效力”。这是第一重障碍，而文字宣传的能力已减去十分之八九。其次则是“言语不通，莫论广东福建的语言，即是湖北话也不能通用”。更有甚者，“即直隶山东人说话，也不通行。非本地人不易收效”。这是第二重障碍，口头宣传的能力亦已基本减去。即使克服上述两重障碍，仍有困难，因“我们在武昌时所用的成语，如军阀、贪官、打倒等，亦须反复解释”。（注：《第十一军政治部报告》，1927年6月， 《第十一军十一师政治部报告》，1927年4～5月，《总指挥部政治部（唐生智部）报告》，1927年5月，均收在曾广兴、 王全营编：《北伐战争在河南》（以下径引书名），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358～359、327页。）这是更要紧的第三层障碍，这才是关键。盖双方的心态和思想言说根本不在一个时段之中，没有共同语言。
    若说“打倒”一词尚属新异，“贪官”则是通俗戏文中久用的字眼，何须反复解释？这里分明透露出河南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北伐军宣传的消息。所以在这些北伐军政治工作人员看来，河南整个是“民智闭塞”。更因为“久受军阀压迫，反动宣传，久已注入他们的简单的脑筋中”，所以“大都封建思想蒂固根深”。（注：《总指挥部政治部报告》，1927年5月，《北伐战争在河南》，第319页。）问题在于，何以久受军阀压迫的河南人民要抵制北伐军的宣传，却反愿接受所谓“反动宣传”呢？这里的一个关键因素，即河南属北方，南人到此，地缘文化的优势一下变为劣势，与在南方的情形适成对照。可以想见，在已占领的区域里宣传尚如此困难重重，若要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实不啻痴人说梦。
    事实上，就在北伐军占领河南之后，也曾发生红枪会与北伐军大规模冲突的所谓柳林、信阳事件。据北伐军政治人员的调查，红枪会“分子复杂，乡土观念甚深……专以排外以及取得敌人之枪械为情”。这样，河南红枪会固然曾攻击外来的奉军和国民军，同样也攻击北伐军。不仅武装攻击，同时还“掘断铁路”阻止北伐军前进。更“反对农协，破坏党部”。（注：《总指挥部政治部报告》，1927年5月， 《北伐战争在河南》，第315～316页。）这些积极反抗大约还是少数，更多的是消极的抵制。故北伐军总结其在河南的经历是“只见民众对于革命军之口头应酬，未见到行动上的援助，更谈不到物质上的救济了”。（注：《第十一军政治部在豫工作之报告》，1927年6～7月，《北伐战争在河南》，351～352页。）
    正如黄郛当时所认识的，长江流域及近海一带人民的乡土观念及“厌恶北军之心理，有助于国民革命军甚大”。一旦北伐军“出长江后，北上至黄河流域，这些有利条件逐渐冲淡，反之加强了北军的乡土观念，故用兵亦渐困难”。（注：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54页。）黄氏的认知大体是正确的。的确， 北伐军在河南作战之烈，为北伐以来所最甚。担任主要作战的第四军（此时包括从该军分出的第十一军）虽最后获战役之胜利，但死伤的惨重乃使这一支北伐前期功勋卓著的“铁军”元气大伤，在以后的作战中负多胜少，在中国军事史上再也未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竟渐退至二流地位了。（注：参见《第四军纪实》。第四军的衰落，当然也有别的原因。如中共南昌广州两次起义，实际上针对和破坏的均是一向维护中共的张发奎部的第四军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