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新北旧的具体检讨
    既然南方的取胜主要不是靠兵员和装备的优势，则其致胜之道，除了地缘文化因素外，似可从南北体制的不同来探讨。这在北伐的当时，已是相当流行的思路。一般而言，南北体制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南方之“新”的具体表征。当时人注意较多的，除了前述的宣传外，主要有党的存在、“主义”的有无、政治工作和苏俄的援助等。这些因素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贡献于北伐的胜利，便是下文要检讨分析的。
    北伐军与北洋军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有党的存在。虽然国民党军队从1925年6月起已改称国民革命军， 但到北伐时不论南方北方，仍多以党军称之。（注：据《国军政工史稿》，军政训政时期都是党军，要到宪政时期才成为国军（第35页）。则此时仍为党军无疑。）党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的政治更加复杂化，但同时对北伐的成功也起了很大作用。北伐军虽实际上得益于南方地缘文化因素甚多，但当时统一安定是全国人心所向，若过分强调地方观念，必减少国民革命的吸引力。故蒋介石对孙传芳所谓“强分南北”的指责，立即驳回，并特别以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象征来强调其全国性。（注：蒋介石：《致孙传芳》1926年9月13日， 收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70页。）实际上，如前所述， 国民党高出北洋之处即在于其尚存统一全国的愿望。
    国民党党组织的存在，也有消解地方观念负作用的功能。国民党本系全国政党，虽在1921年放弃护法口号而开府广州，已渐有南方的地方色彩，但在北方治下的主要城市，也都设有党部。故国民党的成员虽以南人为主， 至少象征性地有全国性质。（注：参见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289。）相比之下，吴佩孚虽有统一全国之念，张作霖虽开府北京，却都不能摆脱其在世人观念中“直系”和“奉系”的认知。故“党”的存在，多少使国民革命和北伐在占尽南方地利的同时，兼具全国性政治运动的标帜。在民族意识上涨的20年代，特别是各界因内乱而不能苟安于本行而产生全国意识、对中国问题寻求一个全国性解决的情形下，国民党的全国性对北伐的成功是颇为有利的。
    党的存在，同时也有助于消弭文武之间的紧张和疏离。北洋时期，文武之间的紧张是一全国性的问题。（注：参见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4期。）南人之反北洋驻防悻 多少因有文人肤对武人腕治的意味。虽然南北双方都有相当数量的“尚武文人”支持军人的统治，但许多“尚武文人”派系色彩过于浓厚，渐失文人的独立身份。当军人主政者本身更迭频繁时，便需要一些相对独菱于各派系的文人操持具体政务。如北方之顾维钧、罗文干等便是这样的人。但这样发展的结果，乃是北方之武人不仅临驾于文人之上，同时也疏离于文人。文武之间既紧张又疏离是北洋统治失去正当性的重要因素。在南方，文武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疏离，但党的存在却能起到消弥紧张和整合双方的功用。（注：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7页。）
    理论上，党是属于文人一方的。宋子文曾明确表述：“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注：参见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自由中国》（台北》，10卷1号（1954年1月1日）， 5～6页。）通常“维护党权”即是强调文人制裁武人的意思。但是党也并非完全认同于文人。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开学时即指出：过去国民党的失败，在“党自党、兵自兵”。今创办黄埔，“实欲合理与力为一致。办党者为理，办兵者为力。力以抵抗罪恶，镇压反革命，补理之所不及。故党与兵实相依为命。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于兵，无兵即无党。”当时任职于粤军的叶剑英曾简言之为：“军以党化，党以军成。”（注：汪的讲话原载于《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6月22日， 收入广东革命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以下径引书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叶剑英的话引在潘乔石《革命洪流中的叶剑英》，《星火燎原》（双月刊，北京），1983年特刊，第8页。）
    仿苏俄政委制的党代表制正是为发挥党的特殊作用而设置的，其目地为“贯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注：《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收在《黄埔军校史料》，第139页。）这一制度是否真起到这样的作用，颇难估计。 盖军事指挥人员与党代表间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后来许多军人支持清党，多少有反党代表的意思。但党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确起到整合文武关系的作用，这正是北洋体系十分需要而又未能产生的。
    引人注意的是自由主义者胡适曾大力赞扬这种军党合一的制度。胡适以为，各级部队设党代表和“全党也多少在军事纪律约束之下”使国民党的党和军队“实际上已成为一体，至少也是联锁式地结合起来了”。他认为这是“极为卓著而且重要的”。其结果，“这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当然要打败没有组织的旧军队”。（注：Hu, "Addressat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pp.278～279。）胡适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蒋介石就注意到：“现在帝国主义也看见了我们党的势力--它对于我们军事尚不重视--只想法子来破坏我们的党。”（注：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收在文砥编《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下册，第299页。）
    正是有了“党”，国民革命军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政治并行的军队。《国闻周报》的时评说：“党军长处，在能以军事政治并行。故师行所至，事半功倍。质言之，一举一动，皆有政治的意味。”这是军政疏离的北方所不能比的。《现代评论》的一篇文章说：北方不能用文人，“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武力”，而南方则“枪与笔联合起来，所以到处如入无人之境”。（注：《斗力与斗智》，《国闻周报》，1926年12月15日；无名：《从南北到东西》，《现代评论》，1927年6月 11日，第5页。 ）服务于北方但又力图保持独立的顾维钧也有类似的见解。他后来回忆，国民党以政治组织支持军事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极大地决定了北伐的胜利。（注：《顾维钧回忆录》，第303页。）
    国民党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是“运用主义”。蒋介石曾指出：“为什么要有党？……党是有主义的，运用主义的。没有主义，固然没有党；没有党，也不能运用主义，就是不能革命。”（注：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主义”的有无，是南北军队的又一大不同。
    民初的中国社会，因政治制度的转换和传统的崩坏，不再存在一统的意识形态，结果是各种“主义”的兴起。人人都在“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注：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卷二，第151页。 ）谈的人一多，“主义”就渐脱离其具体的思想观念，而兼具进一步的功能。平民教育派的周德之曾说：那些开口闭口言“主义”的人十分之九并非真诚，而是“有的为权，有的为利，有的为名，有的为吃饭穿衣”。（注：周德之：《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晨报副刊》，1926年11月4日。）既然衣食名利权势皆可自“主义”中得之，人们又进而不再高谈这种那种既存“主义”的新奇奥妙，而是如马君武所观察的，“无论何种主张，均安上‘主义’二字”。（注：马君武：《读书与救国》，《晨报副刊》，1926年11月20日。）上引这些人对“主义”的泛滥均持反对态度，但一种东西能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必有适合的环境。“主义”在20年代的中国，确有其特别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注：参见田柚：《主义在民初中国》，《中时晚报·时代副刊》，1993年5月14日。）
    实际上，比较成功的军阀，也多少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冯玉祥有基督教统一部属；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后来投入国民党仍主张“佛化革命”。（注：参见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54～56,95～100,115； 唐生智事尚未见专门研究，可参见《李品仙回忆录》，59～62页；《晨报》，1927年7月15日3版，10月18日6版，12月20日6版，1928年2月24日6版。）但是这些军阀的运用“主义”，又远不及国民党的成功；而北伐时作为北洋主体的奉鲁军阀，更连上述的“主义”都不曾有。故一般的看法，北伐军才是有“主义”的，北洋军则是无“主义”的。蒋介石即称：“我们是有主义的军队……北方军阀……是没有主义的。”（注：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宣传员训练班讲演》，《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下册，278～279页。）胡政之虽然对南方的“主义”本身颇有保留，但也指出：“主义之优劣是一事，主义之有无又是一事”。胡氏以为，北伐时的南北相争，正是“无主义者与有主义者抗”。（注：（胡）政之：《主义与饭碗》。）
    南方运用“主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党的存在和政治工作。所以总政治部的郭沫若发现，所有来归附的军队，最先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员。“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注：郭沫若：《革命春秋》，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