揆诸其他各方的看法，郭氏的观察大体是不差的。但其中已有迷思的成分。盖派遣政治工作人员乃是谈判“归附”时国民党一方的要求，当时凡是投诚的军队，其前提便是承认三民主义及同意在其辖区设党部等。这些军人无论是否真以为政治工作能使军队强盛，都不得不要求派遣政治工作人员。故政治工作之所以成为“时代的宠儿”，多少也有强制的因素在起作用。
    实际上，南方的军政结合，较北方固然远胜之，但事实上的成绩，恐怕要打不少折扣。蒋介石在北伐结束后曾说：“关于政治，则向者以急于铲除军阀之故，凡百精力，皆萃集于军事之故，而未能切实进行。或粗具规模，或徒有名目。”（注：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惟一要素》，1928年8月7日，载《盛京时报》，1928年8 月18日1版。）北伐时期，实际是军事压倒政治，应是不争的事实。 故关于党军政治成功的迷思，实已起于当时。
    南北之间的另一大差异，便是南方有苏俄的直接援助，北伐军上述的诸多新因素，大半与俄援有关。如前所述，胡适是将俄援本身视为南方的“新”而加以鼓吹支持的。苏俄的军火援助和军事参谋人员所起的作用，各方评价不一。在广东的东征时，苏俄的物质和战术援助，应有决定性的作用。北伐后战区较广，苏俄的物质援助所起的作用也渐小。
    在一定的意义上，俄援的重要恐怕是心理的多于实际的。自尊西崇新风气大兴以来，中国人自信心下降，各政治势力如无外援便少安全感。顾维钧曾指出：“在中国，特别是在民国初年，不同的军事和政治派系有依附某一个外国势力……来巩固支持其政治前程的普遍趋向。”（注：《顾维钧回忆录》，第397页。）国民党亦不例外，孙中山在1922 年尝谓：“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运用外交政策的是否有当，实有密切的关系。……在列国之中，有两个国家，尤其和我们休戚有关。这就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苏联。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盟友，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注：“孙中山1922年在广州对国民党同志训话”，转引自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26页。）
    而且，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如日本支持皖系和奉系，尚有迹可寻。但英美支持吴佩孚，本无根之谈，却也是南北许多士人共同的认知。（注：国民党固一向攻击吴是英美的走狗，就是北方一些人亦有相近看法，参见隐之：《反对各国预闻内战》，《国闻周报》，1926年9月12日；前溪：《注意国内与国际之变化》， 《大公报》（天津），1926年9月5日。）国民党人一般认为北伐到最后关头，帝国主义必出而支持军阀。故蒋介石的对策，即是联俄以防列强支持军阀。蒋特别强调，并非军阀才联合外国人，革命军人也要联合外国人，只是联合的对象不同而已。（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636 ～637页；蒋介石：《革命军人与军阀》，《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册，第163页。）
    后来反共的王柏龄回忆第一次俄援到黄埔时，“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个个笑脸不收……无不欢天喜地。”王氏短短一段记述，反复出现这些兴奋的描述，很能体现一种心理上突获安全感的瞬间喜悦。王氏并云：“这一次踊跃情形，决非第二次第三次所能及的”。（注：王柏龄：《黄埔创始之回忆》，节选在《黄埔军校史料》，71～73页。）何以如此？即因第一次更具象征意义也。故俄援的重要，固然在物质及组织方法等方面，但那种有一邻近强国为后盾的心理支持，尤不可小视。国民党后来的绝俄，在其已获大利初具信心，特别是在列强明显改变其态度，转向亲南而弃北之后，亦良有以也。（注：关于列强态度的转变与国民党绝俄的关系，拟另文检讨之。）
    胡适尝认为，俄援最重要的是其组织方法。今日的美国学者，多同意这一看法。（注：《胡适日记》，1926年10月 8 日； 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pp.43～44;C.Martin Wilber andJulie Lien-ying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Advisers and NationalistChina, 1920 - 192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p. 416 ～ 417;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p.15,302（note 6）。 ）胡政之在北伐当时也十分强调俄式组织方式对国民党的重要性，他认为南方“自采用俄国式组织之后，全部民党，恍若节制之师。政治上之主张俨成宗教上之信仰，此为国民党胜人之处”。（注：（胡）政之：《主义与饭碗》。）可见这一点大约是中外许多人的共识。
    但即使对这一点，亦须再加以必要的界定。北伐时作战较多的第四、七两军，所受俄援明显比黄埔军要少。尤其是李宗仁的第七军，加入国民党一方的时间不长，对俄式组织方式亦无热情。该军的党代表政治部等人员设施，倘非其旧人，即形同虚设。可是四、七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远胜过黄埔军。这说明即使是争议最少的俄式组织方式的作用，也有迷思的成分。
    同样，最能代表南方各种新因素的黄埔军在北伐中表现却最差，最能反映关于北伐的种种认知与实际的差距。有学者以为：“黄埔生的素质从一开始就很高……黄埔军校的申请者比国内所有其他军校的申请者质量高， 有时甚至比其他军校的毕业生质量还要高。 ”（注：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112。）黄埔开办时，恰值北洋的保定军校停办。若仅以学校论，则两者不同时。而不计保定军校，以黄埔与北南军人自办之讲武堂训练班一类比，其素质更高大致是成立的。但若讲到作战，则保定毕业生正任职于全国，保定二期的何遂在1926年春的通电中说：“国内袍泽，半属同年学友。”（注：《晨报》， 1926年3月26日2版）北伐时正是保定毕业生鼎盛之时。 虽然“素质”可有许多不同的界定，但若以军事素质而论，则黄埔生是绝对不能与保定生相比的。